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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提出两个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何以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在短时期之内，获大成功，而中国则长时期地停滞不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主要只是在工业和军事上，至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和信仰，改变是极为有限的。然而，中国的情形却是日本的反面，在工业和军事上，中国的成绩实在乏善可陈，但一般人的生活和信仰，却因为与西方文化接触而有了实质的改变。
妇女问题
在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中，中国妇女所受到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是让他最感痛心的。1928年，他在《祝贺女青年会》的讲稿中指出：
中国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太对不住了我们的妇女。……“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与惨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她们去做苦工！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野蛮制度！
在胡适的英文着作中，对中国妇女的遭遇却少有这样沉痛的呼号。在他两篇专论中国妇女的英文论文--1924年发表的《中国女权的宣言书》（A Chines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和 1931年的讲演《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Woman's Place in Chinese History）中，胡适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中国妇女问题的。这两篇文章给读者的印象是，中国妇女的问题历来受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中国女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悲惨不堪，历史上有许多出色的女子，她们的历史地位，即使男人也是望尘莫及的。
《中国女权的宣言书》一文是根据胡适1923年完稿的《<镜花缘>的引论》中的第四节《<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改写翻译而成的。在《<镜花缘>的引论》中，胡适固然也很推崇《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在妇女问题上的特识，但他毕竟没有把《镜花缘》视为“中国女权的宣言书”.胡适这样抬高《镜花缘》的地位，多少是要英文的读者知道，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像李汝珍这样的明白人。这和他在《信心与反省》中说“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宣言书》一文的末尾，加了如下这段话：
我要附加说明，《镜花缘》是1828年出版的，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皇登基之前九年，这个事实可以澄清许多人怀疑李汝珍的看法是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形成的。（原文为英文）
胡适在中文《<镜花缘>的引论》中并没有这段话，这是特意为英文读者加的。这段话多少展露了一些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别以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观念都是外来的，李汝珍的特识却是彻头彻尾的本土产物。
1931年，胡适发表《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在文首他清楚地表明，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要说明中国妇女即使在传统的压迫之下，还是享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一般的印象是中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低。这篇文章的目的却是要述说一个不同的事实，并进而说明，即使在传统的压迫之下，中国妇女还是为她们自己建立了，在我们看来，相当崇高的地位。如果这个事实包含着一个道德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女人是不可能受到压迫的--即使是在中国。（原文为英文）
这段话里的最后两句，“女人是不可能受到压迫的--即使是在中国”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两句话体现了一定的揶揄和幽默：即使情况恶劣如中国，女人岂是轻易能受到压迫的？如果认真推敲，几乎可以得出胡适否认中国女人受过压迫的历史事实。这和胡适在中文着作中不断为中国妇女呼号的态度是截然异趣的。
接着胡适在文章中列举了在政治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女子，从亡周的褒姒，到汉朝的吕后、窦太后，再到唐朝的武则天，对她们的事迹都作了扼要的叙述，并总结道：“中国女子并不曾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上，她们扮演了不算太差的角色。”
在第二小节的开端，胡适写道：“在非政治的领域里，中国女子也有非凡的成就。”他所举的例子包括西汉救父的淳于缇萦（因为她的努力，文帝在公元前167年废掉了残酷的肉刑）、完成《汉书》的班昭和宋代的词人李清照。在说到李清照的生平和事迹之后，胡适引了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叙述婚后与夫婿赵明诚一段安闲甜蜜的家居生活，并加评论道：
这是12世纪初期，一幅美丽的家居生活图，我们看到了绝对的平等、知识上的伴侣和合作，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自足快乐的小世界。（原文为英文）
虽然胡适同意，像《<金石录>后序》中所描绘的生活，无论在中外都美好得近乎不真实，但他同时指出，《<金石录>后序》至少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女人享受过连现代男人都羡慕不已的生活。
在文章的第三节中，胡适提出了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多少女子曾接受过教育的问题。他用1929年所写《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一文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在语气上却与中文文章大有出入。在英文稿中，他给读者的印象是：过去三百年来，中国有不少妇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能写诗填词，甚至将作品集印成册。虽然这些作品大多局限于文学，但在数量上是可观的。任何人如果只看胡适的英文文章，大概不免觉得女子教育在传统中国并非罕见。
反观胡适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一文中，在同样资料的基础上，他的态度却是严厉批评的。他认为“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都实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他更进一步指出：
这两千多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畸形社会向来把女子当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诗填词，岂不更可夸炫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一般稍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有“才女”做他们的玩物，替他们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们的艳福。
胡适在中文文章中，不但没有为过去三百多年来中国能有两千多个女作家的历史事实说过一句好话，甚至还将此作为歧视女子的另一种特殊形式，他只看到这是一个畸形社会的畸形产物。然而，他在英文文章中却指出，“这种传统的文学教育提供的书本知识虽不能领导中国妇女走上解放或革命的道路，但还是让她们成了比较好的妻子和母亲。所谓少量的知识是危险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少量的知识比完全没有知识要好得多”.胡适指出这样的文学教育能使妇女成为孩子更好的老师。这是妇女受教育的意义所在。
在全文的结论中，胡适极肯定地说道：
在种种梏桎的压制下，中国妇女展现了自己，并为她们自己在家庭里、在社会上、在历史上赢得了相当的地位。她们掌握了男人，统治了帝国；她们为文学和艺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最大的贡献则在教育她们的儿子，并把他们塑造成现在的样子。要是她们没能作出更大的贡献，那也许是因为中国亏待了她们，不值得她们贡献更多。（原文为英文）
要是我们只看胡适英文着作中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我们几乎会误以为在女权的问题上，中国一向是个开明的社会。当然，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一文中所提出来的都是历史事实，在中国三四千年悠长的历史上，是不乏杰出成就的女政治家和文学家，但套用一句胡适自己的话：“但那十几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然而，胡适在英文着作中谈到中国妇女问题时，却不免让人觉得，他似乎正是想用那少数的几颗星来照亮那满天的黑暗！
胡适除了为中国的女权有过一番解释之外，在英文文章中，对中国的婚制也作过热烈的辩护。胡适从少年时代起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文章极力批评早婚及近亲结婚等中国恶俗。他自己的婚姻也正是中国婚制下的一个牺牲。但他出国之后，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竟为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演讲、写文章，曲意回护。他在1914年6月出版的《康奈尔世纪》上发表《中国之婚俗》（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中国人由父母主持的早婚，在胡适的英文文章中，几乎成了良风美俗了。他说：
早订婚有两大好处。这可以保证青年男女的终身伴侣，因此，他们就不必为了找寻配偶这样重大的问题而焦虑，而这也正是西方年轻人所经常面对的难题。早订婚也可以给年轻人以一种责任感，要他们一直保持忠实而且纯洁。（原文为英文）
类似的议论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也有记载，如1914年1月4日，有《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一条，同月27日，又有《演说吾国婚制》一条，皆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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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年07月04日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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