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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书不只是水族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应把它放在文明古国的
大文化视阈下进行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脱离狭隘，实事求是地将研究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
水书作为水族特有的古籍，是水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水书文化研究逐渐兴起，同时也翻开了抢救保护与研究的新篇章。然而，在研究中，水书所涵盖的多学科内涵并未得到一一呈现。
国内外关注水书研究
水书历来属于水书先生的家传藏抄本，具有秘传性。因此，水书研究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原始资料，另外语言不通也是一大障碍。
自晚清莫友芝著《红崖古刻歌》对水书关注起，世人对水书的关注和研究已有150余年的历史。20世纪20—30年代，《贵州通志》、《都匀县志稿》、《三合县志稿》等地方志中也有独立篇目对水书进行介绍。40年代，岑家梧、李芳桂、张为纲、吴泽霖、陈国均等学者，先后深入水族地区进行研究。80年代后，周有光、聂鸿音、曾晓渝、张振江、赵丽明、梁敏等学者从水族语言、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多方面探索了水书文化。
在此阶段，学者们发表了数百篇水书研究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为水书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贵州省的三都县、荔波县、都匀市、独山县、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地区和单位，都已展开了对水书古籍进行整理和注录的工作，并编撰了《水书古籍总目提要》。另外，关于水书的翻译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果，现已出版了《壬辰卷·正七卷》、《丧葬卷》、《泐金·纪日卷》等专著。
日本是国外最早关注水书的国家，2003年，日本青山学院大学远藤光晓教授率日本8所大学研究人员到水族地区进行调查之后，感慨地说：“如果水书介绍到日本，将会像东巴文那样引起大轰动。”因水书的独特性和神秘性，除日本外，美国、法国、新加坡、比利时等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先后到水族生活的地区进行实地采访，表现出了对水书研究的极大重视，但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多元价值亟待挖掘
对于水书研究存在研究内容太过单一的现象，水族学者韦忠仕、王品魁曾表示，“过去几十年的水书研究，主要探讨水书中的古文字，与水书本身所涵盖的内涵和价值极不相称。”他们在《水书研究价值刍议》中详尽地列出了水书对研究水族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天文历法、气象资料、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呼吁国内外学者进行深入挖掘。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宗仁认为，水书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矮化”和“高化”。前者将水书与水族原始宗教、巫文化乃至封建迷信几乎等同;而后者则认为水书早于殷商甲骨文，似乎与远古的尚未成体系的刻划符号有关。
熊宗仁认为，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解读水族文化和水书的古文字符号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水书所反映出的水族民俗文化却没有进行深层次的触及;水书的书写工具、材料等研究尚未引起重视;对现存水书成书年代也未能进行科学鉴定。另外，水历与农历、太阳历和西历之间的差异同水族生产活动、居住区域的环境、季节、气候特点间的关系及水书保护和传承中的问题也需要注意与解决。
多重视野下的未来研究
目前，水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水字探源、水族探源、水书的性质等，这些大都基于对水书古籍文本的研究，且学界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例如，从民族学、历史学出发的研究与基于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在水字渊源的结论上相差甚远。
贵州省社科院原院长蒋南华告诉记者，水书研究应基于第一手材料，不能从某一方面孤立研究，同时非水族学者更需要深入水族社会，在精通水语和水族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切忌以偏概全，用特殊推论一般。
有学者认为，水族学者在对水书的研究结论中掺杂了过多的民族情感，拔高了水书的价值。对此，水族学者韦章炳认为，水书不只是水族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应把它放在文明古国的大文化视阈下进行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脱离狭隘，实事求是地将研究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2000年，教育部批准贵州民族学院设置全国唯一的水族语言文化本科专业。水书文化开始正式进入本科教育。2006年，贵州民族学院水族文化古籍硕士获准招生，同年5月，该校还成立了“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韦学纯曾撰文《中国水书研究未来趋势分析》，从文字视野、文献视野和文化视野三个方面，对水书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水字渊源的统一认识、馆藏水书的翻译和诠释、水书与水语的深度研究，是未来水书文化的研究重点。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6日第32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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