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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编导郝跃骏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谈到［22］：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文化的变迁是非常非常快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内地的一些非常强大的文化因素，对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非常巨大。这个是我们应当鼓励的，要最大限度的让他们和我们一样，一起发展，一起进步，一起变化。但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尤其文化上的变化过程中，我觉得应当我们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把变迁的过程记录下来，它就有非常大的意义和非常高的价值了。
这为我们理解他的一系列记录民族文化变迁的作品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我们理解他在工作中的拼命三郎精神提供了一个窗口。曾有记者生动叙述了关于他的一个故事［23］：
郝跃骏在一次拍摄反映澜沧江流域文化的系列片时，当准备进入西藏拍摄探访澜沧江源头时，由于长时间的野外工作，摄制组成员都已经到了体力和毅力极限的边缘，军心极为不稳。就在这时，上游藏南地区偏偏传来一个令人恐惧的坏消息，那里正在流行“炭疽病”（四号病），这种急性传染病能快速感染家畜和人，并造成人和牲畜的大量死亡。当地官员出于安全原因告诫他们不要去，否则后果自负。合作者也说“算了吧，难道没有西藏的镜头片子就编不成了吗？”郝跃骏没多说一句话，他只对同伴们说：“你们都留下吧！我一个人去”。
可能是受郝跃骏这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士情怀所感动，当即有三个人决定和他一起沿澜沧江北上西藏。接下来的拍摄就更加艰难，一日三餐只敢吃点饼干，直饿得眼冒金星，更令人恐惧和难熬的是，死亡好象随时都在你身边。郝跃骏永远忘不了在西藏昌都一个喇嘛寺的经历：“那天的天还是那样蓝得发黑，喇嘛寺门口祈祷的人们叩首扑地，寺院外的草地上不时见到突然七窍流血倒地而死的牲口；远处隐约看到有天葬仪式正在举行，鹫鹰不时从天空掠过，每一个人都嗅到了空气中死亡的气息。征得同意，我们进了寺院的大门，一个喇嘛按当地的习俗将一碗酥油茶递到了我的面前，刺鼻的酥油味让人不敢喘息，据说四号病主要是通过胃肠道传染，喝还是不喝？”
犹豫了一下，郝跃骏还是硬着头皮喝了下去。“因为在那种时候，我需要做点什么事，能够让同伴鼓起勇气坚持下去，并顺利完成在澜沧江源头地区的拍摄。我做事的原则，一是不许半途而废，二是至少要自己满意”。于是，在喇嘛低沉的诵经声中，他提着摄像机在喇嘛群中慢慢移动着，时而跪、时而坐在满是油泥的地板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拍下了一组组令人震撼的镜头。
一个人的努力令人感动至深，而一群人共同的努力则可能使一个追求成为现实。一群纪录片人怀着与郝跃骏相同的热情，在中国纪录片发展战略论坛上庄严宣誓［24］：
我们是纪录片人，是时代大潮中的普通一分子。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我们积极地投身到时代建设的洪流中去。我们是时代的观察者、纪录者，也是时代的参与者，是用镜头语言去构建时代大厦的勤奋劳动者。
我们有冷静的头脑，因为冷静，我们才站在历史的至高点上，看清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用宏大的人文历史观、先进的科学发展观来丰富我们的世界观，透彻地认识正在剧烈变革的当代社会。
我们有热忱的心灵，因为热忱，我们才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记录时代这一平凡而又艰巨的工作之中；才在时代的洪流中发现更多让我们感动的故事和感动的人，才向观众展示我们之热爱、为之伤痛的人和故事。我们要用这样的人和事，来回应澎湃着激情的、浩荡推进的传奇时代。
我们了解良知对一个纪录片人的重要性。纪录是记录者的生命存在形式。纪录片的品格既是记录者的品格。我们纪录片人将时刻保持着真实的道德底线，常怀着追求真理的使命。我们不媚俗，不趋炎，独立思考，真实记录。我们用良知与勇气铸造坚强的人格，然后从容不迫地记录这个变革时代中的伤痛与忧思、光荣与梦想。
我们深知自己担当的责任，我们将为实现自己朴素而善良的愿望努力地工作，那就是：记录我们民族波澜壮阔的复兴历程，记录我们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真实轨迹，记录我们人民奔上小康大道的动人故事。
我们主张全世界的纪录人携手合作，共同记录人类居住的这个美好星球的演变与发展。
为时代立传，为历史存真；传承文化，连接未来；生命不息，使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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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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