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学家拉什提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两种文化形态:现代主义是“话语的文化”,而后现代主义是“形象的文化”。拉什将两种文化的差异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表5-1 话语文化与形象文化比较
话语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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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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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为词语比形象更具有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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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视觉的而非词语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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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文化对象的形式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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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贬低形式主义,将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能指并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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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扬理性主义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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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对理性主义或“教化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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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赋予文本以极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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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去询问文化文本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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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一种自我而非本我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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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弗洛依德的术语来说,原始过程的扩张进入了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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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观众和文化对象的距离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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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观众沉浸其中来运作,即借助于一种将人们的欲望相对说来无中介地进入文化对象的方式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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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梅琼林. 论后现代主义视觉文化之内涵性的消失[J]. 哲学研究,2007(10):83-88.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带来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深度的消解,或云平面感、浅表感的浮泛。“后现代的平面感作为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导源于结构主义对解释的深度模式的消解”。[17]而所谓的“解释”即表明着,文化观念中存在着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现象是表层的,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下;只有透过现象才能看到本质,只有透过表层才能到达深层,探测到表层之下被遮蔽了的内在意义。这种深度模式的消解,是后现代主义以及与后现代主义紧密相关的视觉文化的重要特点。正如梅琼林教授所分析,拉什提出的“话语的文化”和“形象的文化”分别对应于深度模式中的“深层”文化和“表层”文化。“话语的文化”代表着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叙述是其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在“话语”的文化中,词语比形象更重要,叙述高于视觉。叙述具有着时间的结构,历时的叙述中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贯穿着线性时间的结构。线性时间的存在使叙述成为了历史,历史演变为故事。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有明确的目的性,故事有表面的事件和深层的事实之分,故事的结尾揭示了真理和意义的所在。在这种文化类型中,图片处于从属于文本的地位,起着辅助理解文本、增强直观感的作用。反之,在“形象的文化”中,语言的任务是为形象服务,而不再是控制图片。时间在这里断裂成“现在的时间”,失去了线性的形态,失去了它的深度而分解为零散不连续的形象。当叙述的线性时间在“形象的文化”中消失以后,叙述意味着失去了历史的纵深层次感。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故事的结尾和真理的存在都显得没有意义了。[18]这是人类文化形态的一次哥白尼式的转折。
同时,消解了客观科学宏大叙事的影像表述也因此与民族志表述中的实验倾向相呼应。以往研究和神秘文化的田野工作本身就往往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把民族志研究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过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在调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而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并非只是被观察者,他们也在主动利用他[19]。他和“他们”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记录,提供的是得出“科学性结论”的“实验报告”,因而从科学性本身的反思而言其实是更加接近“可描述性”与“可重复性”的要求。
在后现代文化的逐渐东渐中,文化遗产研究的这种娱乐化表述事实上是一种时代化、媒介化了表述方式,也许已是一种范式。
二、娱乐的研究化
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承,除了特殊情况(如专业的研习)以外,受众的构成与前文所述之冲浪受众(即社会生活中的一般大众)是一致的,电视观众、网络冲浪者、“手机控”……他们在这里“冲浪”,以放松的心态随心地撷取,偶尔驻足。
正如贺拉斯所言,“诗人的目的在给人教益,或供人娱乐,或是把愉快的和有益的东西结合在一起。”[20]古今中外的传播者似乎都在“教益”与“娱乐”的目的之间进行着抉择,而“寓教于乐”则是公认两全的上计。而今天的媒介活动也确实“成为一种体验和解释同代人或家庭共同价值观的新方法”[21],因此大部分的数字传承者,包括有责任心的媒体从业者人、热心的网络群主、版主,还有关注社会的儒商,特别是作为教育者的学者,在我国传统式的文人情怀中,都自然而然地把上述娱乐活动作为实现自己社会责任和义务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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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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