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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传播技术的进步，情形发生了一些改变。当方叔雅拍下金马碧鸡坊下的补碗手艺，当弗拉哈迪用影像复原出爱斯基摩人叉鱼的过程，这些还不能被称为数字传承人的前数字传承人已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原本的时空而存在于更广袤时空下人们的认知之中。
今天数字技术的进入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更大的改变。由于DC的简单、廉价，使人们（包括遗产地民间传承人）可以记录下遗产对象的方方面面。DV的便携、易用，让他们纷纷把镜头对准了遗产活动。也许不乏随意，甚至猎奇，但更多的人们在这些记录活动之后改变了原来的熟视无睹，包括遗产地的年轻人们。一种新型的传承发生了。
在这里，把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指定人群的人不再仅仅是民间的传承人，而是“民间的传承人＋电视（摄影、电影、网络、DVD…）”的模式。传统传承方式与数字传承方式并存，某些条件下数字传承甚至独立发生作用，比如笔者对着网络或DVD学习传统茶艺。甚至，民间传承人本身也可能就是手持DV的数字传承人。像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正在推进的“村民影像”计划，就是通过数字影像设备的培训使年轻的村民们成为记录者，其实作用往往不止于此。笔者所采访的记录者小贵（音）就因记录活动中培养起来的浓烈兴趣、积累起来的丰富仪式知识，而在二十几岁的年龄便成为村里甚至邻近村落大中型婚丧、祭祀等仪式活动的主持人。摄像机成为他学习承传传统文化的有力工具。
更多的情形，是原来的媒体从业者在份内工作和业余的纪录活动中，发掘出民间文化中那些濒临灭绝或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文化遗产内容，通过专业的视听语言和叙事策略，为外界设置出某一议程，引起重视，然后反过来再影响到当地政府和民众，让他们（包括当地年轻一代）对该遗产项目在认识、情感和行为层面发生变化——这是目前最多的一种情形，当地老乡从开始时对这些记录者的活动十分不解，“就这些坛坛罐罐有啥好拍的？”到播出时点头赞许，“在电视上放出来还蛮好看的！”再到自发地学习当地传统文化，“外面一般卖的真的不能和它比……”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最后建立起发自心底的认同感并付诸行动。
在这个逐渐发生的过程中，数字传承人诞生了。
二、责任的变迁：从民间传承人到数字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依附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心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传承人就显得尤其重要。但现代化、都市化、国际化的进程，使民间传承人的位置越来越岌岌可危，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民间文化处于最濒危的现状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另一种是传承人的问题，而传承人濒危现象又在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明显，急需关注。”［7］除了生命的逝去，部分民间传承人传承心愿的逐渐逝去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
事实上，文化遗产传承的顺畅与否和很多因素相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之关系。如果该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具有生命力，能够融入甚至在当代生活中起到主导的经济、政治、作用，那么传承人就会主动、积极地进行传承，它在生活中的这种作业就会愈加地明显；相反地，如果一种文化遗产在生活的这种作用具有了更好的替代方式，它已经在真正的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遗产的话，民间的传承人传承心愿的逝去正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只为怀旧、只为文化遗产研究者而进行的传承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吗？正如学者方李莉调查之后发现的那样，“如果我们深入到民间，就会发现学者们理想中的‘原汁原味’、‘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不再存在”，调查者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被重新建构的民间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它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生活不是凝固不变的”因此，“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它也在不断地变化，甚至不断地重构与再生产。”［8］学者高小康也指出，“假如不承认那些从农耕和游牧时代流传下来的乡土文化传统可以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继续转换生成，不承认通过空间转换和发展了的各种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文化生态的良性化建设做出贡献，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中所提出的使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就成为空谈，所要促进的文化多样性就只好被解释为博物馆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就只能是对民间文化传统的临终关怀和挽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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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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