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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的、学术的等多种原因，以及上文所说的意识形态与学术现代性的矛盾，中国神话学的研究一度从20~40年代形成的多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萎缩到了几近单一的社会政治研究。许多原来在神话研究上造诣颇深的学者，除孙作云、丁山等几位外，大多只专注于自己的本业，而不再流连于神话学的研究了。孙作云的神话研究始于40年代，最突出的成就在运用图腾学说希图建构一个图腾式的神话体系；到了50-70年代，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以楚帛画和汉画像石的神话母题为研究方向。丁山的神话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缜密的考证为特点，从古代祭祀起，后稷与神农、日神与月神、四方神、方帝与方望、洪水传说、尧与舜、颛顼与祝融、帝喾、炎帝与蚩尤、黄帝，三皇五帝，……从史前神话人物，到秦建国前的先王世系，一一论列。他以神话研究而活跃于40年代学坛，可惜于1952年英年早逝。其神话学代表作《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于1961年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另一遗着《古代神话与民族》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袁珂是这一时段有代表性的神话学者，他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贡献，主要在对典籍神话的考释和对神话进行连缀，使其系统化。《中国古代神话》（初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后经多次印刷。1957年7月增订本出版时，累计印数达67,000册；1960年1月改由中华书局出版，累计印数达2,2001册；1981年月第2次印刷，累计印数达127,000册。改革开放后进入新时期，1984年9月，易名为《中国神话传说》改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次印数达170,000册。）是他本人、以及中国神话学界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此外，游国恩、高亨、杨公骥、胡念贻等在古典神话的文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也值得称道。
经历过十年“文革”之后，从1978年起，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神话学研究重新起跑，到世纪末的20年间，逐步把间断了十多年的中国神话学学术传统衔接起来，并提升为百年来最活跃、最有成绩的一个时期。以学者队伍而论，这一时期，除了茅盾、顾颉刚、杨宽、钟敬文、杨堃、袁珂等老一辈神话学家们的学术贡献以外，陆续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中青年的神话学者，如萧兵、李子贤、张振犁、陶阳、潜明兹、叶舒宪、吕微、陈建宪、常金仓等，他们借鉴和吸收各种外来的当代学说和理念，采用包括比较文化研究、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神话和神话学进行了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研究。新时期以来，持有不同学术理念的神话研究者们，（1）在古神话的研究、校勘、考订、阐释、构拟和复原方面（袁珂的《山海经校注》（1980）和钟敬文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1990），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对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睡地虎秦简日书等所载创世神话文图的解读与阐释（杨宽《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李零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刘信芳的《中国最早的物候历月名--楚帛书月名及神只研究》以及许多学者的多种考释性着作）方面；（2）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和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的“活态”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领域，包括神话思维、结构、类型、象征等神话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跨越式的开拓。不同地区、不同语系的少数民族神话的被发现、采集、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古神话系统构成中某些缺失，而且全面推动了中国神话学从文本研究到田野研究的过渡或兼容，亦即神话研究的学术理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换。
在百年中国神话学的历史途程中和学理构成上，居住在台湾、香港的神话学者们的学术贡献，是不能忽略的。一般说来，近50年来台湾和香港的神话学研究表现出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学理的连贯性的延续，他们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大陆学者“文革”十年被迫停止工作的那段空白；二是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和理念面对世界，更多地吸收了国际神话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无论是老一辈的学者如凌纯声、芮逸夫、苏雪林，还是继之而起的李亦园、张光直、王孝廉、文崇一、李卉、胡万川以及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在典籍神话和原住民神话的研究方面，以现代的学术理念、扎实的考据、微观的阐发，对中国神话学的建构和提升贡献良多。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了。回顾一百年来的神话学历史，从20世纪初茅盾所撰《中国神话ABC》起，到20世纪末袁珂所撰《山海经校注》止，许多学者都在为“创造一个中国神话的系统”这一学术理想而不停息地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茅盾说：“用了极缜密的考证和推论，也许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不至于十分荒谬无端的中国神话的系统。”[9] 当然，前辈学者所说的这一理想，是指典籍神话和汉文世界的神话而言，包括通过“缜密的考证和研究”对“零碎”的神话断片的阐释与连缀，和对被“多次修改”而“历史化”了的神话的“还原”,而并未包括居住在中国各地的55个少数民族的神话。应该说，典籍神话的“还原”、“梳理”、“阐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典籍神话在现代社会不同地区和群体中的流变，也理应在中国神话的构成之列，但典籍所载之日，就是其生命的结束之时，而在民间，神话却似滔滔逝水永无停息，20世纪80年代以河南王屋山一带为中心对“中原神话”的搜集与研究，弥补了中国典籍神话的某些缺环、丰富了典籍神话的链条，延长了典籍神话的生命。[10] 而少数民族的神话，如茅盾所说：“中国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有新分子参加进来。这些新分子也有它自己的神话和传说，例如蜀，在扬雄的《蜀王本纪》、常璩的《华阳国志》内还存留着一些，如吴越，则在赵煜的《吴越春秋》内也有若干传说。此种地方传说，当然也可以算为中国神话的一部分。这也需要特别的搜辑和研究。至于西南的苗、瑶、壮各族，还有活神话在他们口头的，也在搜采之列。”[11] 袁珂于80年代发表的“广义神话论”,[12] 实与茅盾20世纪的所论是一脉象承的。20世纪以来，至少自30-40年代起，尤其是80-9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故事集成”的搜集编辑过程中，对各兄弟民族的神话（无论是抄本的、还是口头的）的调查搜集和采录编定，不仅发现了许多新的神话类别和文本，有些汉文文献中已有的着名神话，如盘古神话，洪水神话，新的材料也有了大量的增益，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神话的武库。几代学人的这一学术理想，到世纪末已接近实现。我国不仅有一个庞大的帝系神话系统，而且也有一个丰富多样的自然神话系统，不仅有一个宇宙和人类起源神话系统，也有一个创造文化的文化英雄神话系统。中国神话的系统和中国神话的武库，在多样的世界神话系统中，以其悠久的传播历史和独具的文化特色，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本，同时，要求有中国独具的神话理论来阐释。
对于中国神话学来说，20世纪是其学科建设从草创到初步建成的重要时期。在这百年中，我们基本上摆脱了跟在外国人后面蹒跚学步的阶段，初步建成了自己的神话学学科体系，并在一些包括古神话“复原”、创世神话阐释、少数民族口传神话发掘与研究在内的重要神话学问题上，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尽管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神话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很完善了。20世纪末，我国的神话学界，虽然先后痛失了几位巨擘，但更多的年轻学子在神话学的学坛上挺立了起来，以优秀的神话学专着和论文，扣开了21世纪的大门。我相信，21世纪，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预言中的“东学西渐”文化移动潮流，中国的神话和中国的神话学，必将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和更大的影响。
谨为序。
2010年1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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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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