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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到科学
从1915年9月到1917年4月，胡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了他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即《先秦名学史》)，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用英文来整理中国的哲学史。在前言中，他清楚地表明他之所以写这篇论文是要为古代的中国哲学建构出一套方法的演进史。因为他相信：
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而哲学的发展则有赖于逻辑方法的发展，这在东西方的哲学史上，都能找到充分的例证。欧陆和英国的近代哲学分别是从《方法论》和《新工具》开始的。(原文为英文)
胡适写这篇论文多少是为了证明“中国哲学也是由方法论发端的”这一假设，因此，中国哲学并不被屏除于世界哲学之外。
在这篇前言中，胡适一方面说他绝不是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化中某些概念的形成早于西方而自豪的人，但他又忍不住指出，许多被视为当今西方哲学重要贡献的概念，如反教条主义和反唯理性主义，以及科学方法的发展等，在先秦诸子哲学中的形成都远早于西方。在此，可以看出胡适一个有趣的心理转折：一方面以西方哲学史的架构——哲学的发展都从方法论开始——来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另一方面，又不甘使中国哲学沦为西方哲学的附庸。这样曲折的心理在他的英文著作中是不难察觉的。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基本上是他博士论文的改写，但这篇前言却未收入。显然，同样的著作，由于中英文的不同，胡适在内容的处理上，是有出入的。
用近代西方的学理来解释中国古代的哲学是胡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常用的一个方法，最明显的例子是第四章《进化与逻辑》(Evolution and Logic)的第一节《自然进化的理论》(Theories of Natural Evolution)。在这一节里，胡适试着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的理论来解释《列子》和《庄子》中的一些片段。在引了《列子·天瑞篇》中的一段话之后，胡适极肯定地说：
这段话可以说包含了这样一条理论，它假设所有的动植物组成了一条连续的序列。这条序列由“机”或细菌开始，经过不同形式的较低等生物的演进，最终发展为人类。(原文为英文)
这一说法几乎原封不动地改写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的第九篇，并在《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这一节总结道：“《庄子·寓言篇》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1958年，胡适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对 青年时代自己如此轻率地引用西洋学理解释《庄子》和《列子》的做法有很严厉的自责，他说：“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侮辱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胡适能在晚年诚恳地指出自己少作的“谬妄”，这是他的胸襟。但是，我认为，他的“谬妄”与其说是侮辱了《物种由来》，不如说是夸大了《庄子》和《列子》的科学内容。这种企图将先秦子书比附于近代学术的心理，在《墨子》这一章也有比较明白的呈现。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讲《孔教与现代科学思想》(Canfucianism and Modern Scientific Thinking)，他指出：中国的儒学传统不但不阻碍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且还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说到现代科学思想与孔教的关系，我要指出：孔教，如果能得到正确的阐释，绝无任何与现代科学思想相冲突的地方。我不但认为孔教能为现代科学思想提供一片沃壤，而且相信，孔教的许多传统对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态度是有利的。(原文为英文)
接着，胡适指出，宋代理学家用《大学》中“格物致知”作为治学的方法，其精神与现代科学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19世纪科学传入中国时，最初“science”的翻译是“格致”，也就是“格物致知”的缩写。他认为“格致”这个词远比“科学”更能体现“science”的本义。
1959年，胡适在夏威夷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东西哲学研讨会上发表《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这篇论文主要是为了回答现代科学是不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产物这一问题，并反驳诺斯罗普教授(Filmer S. Northrop)的论点：“一个仅仅包容来自直觉概念的文化，自然会阻止西方式的科学发展，这一发展很难超越最初级的、归纳法的、自然的历史阶段。”
胡适对诺斯罗普的“东方文化中的学理是由直觉造成的，而西方文化中的学理则是由假设得来的概念造成的”这一说法尤其不能同意。胡适认为这样的二分法，就东方的思想史而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此所谓东方，实际上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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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年06月20日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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