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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顾颉刚亲笔撰写的唯一一部激情四溢又理智
反省的完整自传《顾颉刚自传》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顾颉刚出身于“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纵有一腔才情，却一生背时，历尽磨难，终开创学术新纪元，
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领袖。这个人那点事，其震撼力、感染力、启迪力、影响力，已到了让大众知道的时候啦!
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 “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因为有了一回开书铺的经验，我总想和很能经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个模范，就是商务的张元济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厂及商店。张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变时，西太后嫌他是新党，给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不能在政治上发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教，后来和夏氏联合而把商务扩大起来。当时社会开始蜕变，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已不适于做教科书之用，但想不出一种新式的教科书来。杭州人叶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编出了《天文歌诀》和《地球韵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作成了四个字一句的东西，虽说是“旧瓶装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读了不能懂;而且没有插图，就是老师也何尝懂得。南洋公学编了一种《蒙学课本》，开头是单字，继以两字以上的名词，又继以句子，又继以短篇文章，又继以长篇文章，深得循序渐进之意。但这课本只有一册，从单字到长篇文章在一册内读完，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一册书占据一个孩子的多少时间?如说一年，孩子知识的进步哪能这等快?如说五年，那么一课书是不是读半个月?所以这还是不适宜的。大约张先生也感到这个困难，所以他进了商务之后就集合许多人编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循序渐进的方式和《蒙学课本》一样，但是他分为十册，每课都有插图，每册都有彩色图两幅，图文对照，更没有看不懂的;选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儿童高兴去接近。这部书一出来，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竞买给子弟读，虽是私塾先生教惯《四书》、《五经》的也教学生换读这书，中国的新式教育在这书上奠定了基础，商务的商业资本也在这书上大量地扩展，于是商务执了文化界的牛耳。张先生在这个时候要干他的本行了，就编《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许多好版本，介绍给读者。这又是一个大贡献。我深信以我的兴趣和才力来步张先生的后尘，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哪里去找?
我常梦想着我如能把握一个力量充足的书肆，我当做两条路的开展，一条路是新的，一条路是旧的。所谓“新路”，就是民众读物。我们以前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出了600种小册子，销了5000万本，可见民众是怎样需要新的读物。近数十年来，教育渐渐普及，民众识字的日多，但他们识了字之后就苦于无书可读，只能看几本旧唱本、旧戏剧、旧小说。这都是几百年或几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陈腐，毒素太多，他们受了新式的识字教育之后，如想再进一步便非接受这种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岂不可骇可痛!岂不是识了字反而害了他们!我们以前编辑民众读物，主要目的在激励他们的民族思想和对于日本军阀的仇恨，太过单调，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没有新式的民众文学家，要写别的东西不容易写，只有这一套可以提起笔来就是。这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规模地征文，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笔斐然、思虑灵活的给予进修的机会，而在进修期内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缴到几次成绩，这样就可使他学识与技术同时并进，学识愈高，通俗化的技术也愈高，如此，民众的知识也就跟着他提高了。这当然要花一笔大钱，可是这笔钱花出之后是有报偿的，是有优厚的利息的，国家为了教育民众固然应当做，就是持筹握算的商人只要他们眼光放得远一点也该做。教科书只有在校的学生读着而已，而已使商务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成了书业的领导者。何况这民众读物是普遍到各阶层的，工、农、商、兵无不可看，教师、学生无不可看，家庭妇女无不可看，只要会做，将来扩大为几个以至几十个商务印书馆也不难咧!这是新的一条路，正衔接着商务的教科书而前进的。至于旧的，就是整理古书，使得凡是读中国古书的人必须看我们这一部，使得这一部成为长时期的标准本。张先生的《四部丛刊》固然有价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样介绍出来而已，至多只有把一两种古本对勘，附一校勘记而已，根本他没有整理，后学者是不容易看的。何况古本并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学者的校刻本，他们已经把许多古本集合校勘，并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学和经学根底之好，读书之渊博，当然这些本子的价值远在宋、元刻本之上。张先生专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眼光看来，未免古董意味太重。至于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绍旧籍;他把古书印成小册子，易带易藏，这设计也不错;他把古书断句，便于寻省，更适合于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断句的错误和校勘的粗疏，数也数不清，如果给我时间替他做一个勘误表，篇幅该和《牛津大字典》一样多。又中华书局模仿商务，出了一部《四部备要》，既为介绍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测起来，他们发刊此书的目的恐怕只为替仿宋字做宣传的。我们如做此事，应在大学文、史两系的学生中选取学问有相当根基而心又仔细的，加以几年的训练，然后令他们到各图书馆、各藏书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汇合起来，汰劣存优，做一个“集注”，然后加以标点、分段，做校勘记和索引，使得读者得了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骛。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这个整理而后古书可读，古人遗产的真面目可为极远的后人所认识。印行古书固在现在时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则今日必做，因为能读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请他们担任整理的工作，到时局安定，大家想读古书的时候，这已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国，通汉文，读中国古书的日多，只要看两部《皇清经解》在市面上绝了迹，就可知外国人搜购我国线装书数量之多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印出这种标准本来，不但全中国的图书馆和大学都要置备，即全世界的图书馆和大学也无不要置备，而且有永久的销路，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是旧的一条路，也是衔接着商务的《四部丛刊》而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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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0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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