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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文化史》(Ⅰ~Ⅳ卷)，[法]让—皮埃尔·里乌、[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本文提要】
●迄今为止的各种中国文化史著作，都不像《法国文化史》那样，对“国家”的文化形塑和“文化”的国家认同，有太明确与较清楚的论述。然而，这样的文化史虽然面面俱到，但缺乏一个贯穿的“主轴”和清晰的“路标”。
●从晚清民初起中国文化史的写作，一半或许来自传统正史的“书”、“志”(如礼书、天官书、食货志之类)和分类的政书(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启迪，一半或许就是受了日本人有关文化史或文明史著作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历史，不像法国那样，逐渐凸显并划出边界，而是如同河流，是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水系，形成种族与文化的融合。
●如果政治史因为它是一个庄严的或严酷的过程，无法让人轻松起来的话，那么文化史为什么不可以展示社会场景和生活画卷，使它变得栩栩如生?比如，在这本书中栩栩如生地描写的时尚风气，就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可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史中，很少看到文化时尚的描述。
面前的这四卷本《法国文化史》，是让-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主编的。根据译者的前言说，这是“集中了法国高等学府和国家科研机构研究法国文化史知名学者”的集体写作，又是在20世纪末由法国著名的门槛(Seuil)出版社出版的。而中文本则是杨剑、钱林森等“老中青三代翻译家和中法文化关系的研究者”一起翻译，前后差不多用了五年时间。拿到这套书后，我陆陆续续翻看了很久，有时拿起来看几章，隔一段又翻几页，时而写两段笔记，时而在天头地脚上批几句，长达三年多，总是放不下来，觉得应该为它写些什么。应当说明，我既不懂法文，又不是法国史专家，当然是“外行看热闹”，既无法判断翻译是否精当，也无法断定其论述的得失。但是，从文化史的构思、布局与写作角度，仅仅从中文版来看，也应当说这肯定是一部相当有价值的大著作。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这部书出版五六年来，在中文世界似乎反响并不大，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对它说些什么，这让我想起古人说的“明珠暗投”。我把这句老话向出版社老总朱杰人教授说过两三次，似乎他也很无奈，只是说这也许反映了中国读书界的某种偏向罢。
一
前面说我只是“外行看热闹”，那么，读者不妨把下面的文字看成是一些感想或者联想。感想和联想些什么?很自然，作为一个中国史研究者，闲看西洋史的论述，不免总会拿它与本行的论述相对照，这暗合一句老话也是套话“它山之石，可以攻错”。因为我总在想，仅仅就“文化史”究竟应当怎样写这一点上，这部四册的大书也值得中国学界参考。
稍稍熟悉文化史领域的人都知道，文化史至今是一个边界不清、脉络不明的领域，究竟怎样写文化史，换句话说文化史的主轴与路标是什么?实在是一个很犯踌躇的事情。那么，这部《法国文化史》的主轴和路标又是什么?我粗粗感觉中，似乎它倒是很明确。首先是“法国”，它非常明确地自我定位是“法国”的——而不是其他地区或民族的——“文化史”。因此，族群、宗教、语言、学校、阶层、传播等等，在这部文化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为什么?因为所谓“法国文化史”既是从“法国”的形成才开始的，也是历史上形塑“法国”的形成的要素，而且在编撰者心目中非常清楚，“文化”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国”的特征与标志。按照这部文化史的叙述，正是因为法语取代拉丁语，知识阶层取代贵族阶层，用法语表达的新文化(如说唱、演出)，改变了中世纪的传统，才奠定了法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新传统。正如第三册的结语《法国人的愿望是要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中说的那样，如果说，文化首先是被作为国家的和独特的现象而被察觉到的，那么一部文化史也许需要追问，一个群体居住的领土，一份共同回忆的遗产，一座可供共同分享的象征的和形象的宝库，一些相似的风俗，是怎样经由共同的教育，逐渐形成的一个国家的文化(Ⅲ，347页)。
这里简单的撮述与归纳显得太粗疏，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将讨论，现在请允许我先回到中国。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史的著作很多，这些文化史著作各有各的结构，各有各的重心，各有各的脉络，似乎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种有关“文化史”写法的共识。如果粗粗地分，现在大多数中国文化史或者文明史著作(在中国学界，“文化史”和“文明史”似乎还没有自觉地划出各自的领地)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分门别类的平行叙述，政治制度经济思想学术文艺风俗，甲乙丙丁，一二三四，逐一开列出来，这是名为文化史的“中国文化常识”，其重心落在“文化”二字上。比如梁启超没有来得及写完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编)》(中华书局，1936)一共八章，分别是“母系与父系”、“婚姻”、“家族与宗法”、“姓氏”、“阶级”(上下)、“乡治”、“都市”;再如，1936年出版的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正中书局，有萧一山序，台湾正中书局1952年再版)，内容分成了“经济史”、“政治史”、“学术史”、“社会史”，而一门中间又包括很多类内容，像“政治史”里再分官制、地方制度、乡治、教育、考选、司法、兵制等等(1933年，陈安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1936年又出版《中国近世文化史》，他所谓的文化包括也很广，所以也是分为政治、社会风习、家族制度、农业、税制、商业、工业、交通、外交、币制、官制、军制、法制、宗教、美术、教育、文学等等门类的。后来，两书在1947年合为《中国文化史》，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以时间为纲的纵向叙述，顺着历史写各个文化领域的转变，比如高桑驹吉《中国文化史》(原来是《支那文化史讲话》，大正十三年初印，第二年即印了第三版，中文译本在1926年由李继煌翻译，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这样，重心则放在“史”上，可是各章里面还是一样，仍然一一陈列叙述。可是，因为“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口袋，所以用这两种方式写出来的书，无论哪一种都会显得庞大无边，也都会有些力不从心，所以，1930年代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包括民族、伦理、音韵、文字、骈文、韵文、俗文学、目录、交通、医学、回教、道教、算学、婚姻、商业等等在内的“中国文化史丛书”。
这里要说的问题是，无论重心在分门别类的“文化”，还是在时间贯穿的“历史”上，似乎他们都把“中国”当做不言而喻的基础，因此，迄今为止的各种中国文化史著作，都不像《法国文化史》那样，对“国家”的文化形塑和“文化”的国家认同，有太明确与较清楚的论述。然而，这样的文化史虽然面面俱到，但缺乏一个贯穿的“主轴”和清晰的“路标”。自1930年代以来，这两种文化史的写作传统一致延续到现在。前一种样式，在大陆最通行的如阴法鲁、许树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常识》(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是这样写的，在台湾也一样，像卢建荣和林丽月合编的《中国文化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内容也还是典章制度的变迁、学术思想的演变、文学艺术的发展、科学与技术、宗教信仰、社会与经济，最后是“现代的文化变迁”，好像要囊括整个历史。后一种呢?也很沉重，它很难界定自己的边界，前面提到的高桑驹吉的《中国文化史》，它的体例是每个时代先作“历史概说”，然后是“文化史”，文化史部分也还是分门别类，比如制度、儒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音乐、贸易、交通等等，这对中国影响很大，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就有一点儿像这个模式，大体上以时代为纲，以文化为纬，既不很清晰“文化史”的主轴，也难划清所谓“文化史”的边界。
这两种文化史体例的困境，学者其实一直都在反省，连最早动念撰写文化史的梁启超也不例外。1926年到1927年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历史研究方法，他特别论述了“文物的专史”实际上就是“文化史”的写法。他把这种“文物的专史”，一方面追溯到“旧史的书志体”，一方面比照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的“文化史”。虽然那时他已经在清华学校讲过一次“文化史”，可这次讲到“文物的专史”他仍然感慨说，这两种方法都有问题，如果一段一段地按照时代顺序，即按照朝代分开在政治史之后说上几句，“那么，作出来的史，一定很糟。这种史也许可以名为文化史、文物史，其实完全是冒牌的”;可是，如果按照过去旧书志的方法分门别类，“多是呆板而不活跃，有定制而无动情，而且一朝一史，毫无联络”。他觉得这种“文物的专史”，似乎“都不能贯彻‘供现代人活动资鉴’的目的”。然而，他在这次重新讨论文物专史的时候，仍然不得不把它分为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而在“文化专史”中又分门别类，分成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在学术思想史中再分成道术史(即思想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文物的专史》，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294-3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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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年06月20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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