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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明的危机或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对这一危机或崩溃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却成就了《红楼梦》一样。但是，这样的期待当下的文学创作还没有为我们兑现。乡村文明的危机一方面来自新文明的挤压，一方面也为涌向都市的新文明的膨胀和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和无限空间。乡村文明讲求秩序、平静和诗意，是中国本土文化构建的文明；都市文化凸显欲望、喧嚣和时尚，是现代多种文明杂交的集散地或大卖场。新乡土文学的建构与“50后”一代关系密切，但乡村文明的崩溃和内在的全部复杂性，却很少在这代作家得到揭示。这一现象表明，在处理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具现代性问题的时候，“50后”作家无论愿望还是能力都是欠缺的。上述提到的作家恰好都是“60后”、“70后”作家。
二、“50后”与承认的政治
“50后”一代从70、80年代之交开始登上中国文坛，至今已经三十余年。三十多年来，这个文学群体几乎引领了中国文学所有的主潮，奠定了文坛不可取代的地位。公允地说，这一代作家对中国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将当代中国文学推向了我们引以为荣的时代。历数三十多年来的文学成就，这个群体占有巨大的份额。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但是，就在这个群体站在巅峰的时候，问题出现了。80年代，“50后”同“30后”一起，与主流意识形态度过了一个暂短的蜜月期，被放逐的共同经历，使其心理构成有一种文化同一性，控诉文革和倾诉苦难使这两个代际的作家一起完成了新时期最初的文学变革。值得注意的是，“知青”作家一出现就表现出与复出作家--即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一代人--的差别。复出作家参与了对50年代浪漫理想精神的构建，他们对这一时代曾经有过的忠诚和信念有深刻的怀念和留恋。因此，复出之后，那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总是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国家民族的苦难，他们个人们的不幸就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于是，他们的苦难就被涂上了一种悲壮或崇高的诗意色彩，他们的复出就意味着重新获得社会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力，他们是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去言说和构建曾经经历的过去的。“知青”一代无论心态还是创作实践，都与复出的一代大不相同。他们虽然深受父兄一代理想主义的影响，并有强烈的情感诉求，但阅历决定了他们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角，特别是被灌输的理想在“文革”中幻灭，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孤寂无援，模糊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彷徨的心境和寻找的焦虑。因此，“知青”文学没有统一的方位或价值目标，其精神漂泊虽然激情四溢，却归宿难寻。
需要指出，“知青”文学中所体现出的理想精神，与50年代那种简单、肤浅和盲目乐观的理想精神已大不相同。过早地进入社会也使他们在思想上早熟，因此他们部分作品所表现出的迷茫和不安如同北方早春的旷野，苍凉料峭，春色若隐若现。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成就了独具一格的文学特征，使那一时代的青春文学呈现出了精神自传的情感取向。我们发现，最能表达这一时代文学特征作品命名，大都选择了象征的方式，如《本次列车终点》、《南方的岸》、《黑骏马》、《北极光》、《在同一地平线上》、《今夜有暴风雪》等等。这种象征不是西方的象征主义文学，这些作品没有感伤颓废的气息和意象。这种象征的共同选择，恰恰是这代青春对未来、理想、目标等难以确定和模糊不清的表征，都试图在这些能够停靠和依托的象征性意象中结束漂泊，结束精神游子的游荡，它反映出的是激情岁月的又一种理想。
但是，“知青”作家与复出作家在内在精神上毕竟存在着文化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决定了这个时代文学变革的有限性。就其生活和文学资源而言，那时的“50后”还不足以与“30后”抗衡。王蒙、张贤亮、刘绍棠、从维熙、邓有梅、李国文、陆文夫、高晓声、张弦、莫应丰、张一弓等领衔上演了那个时代文学的重头戏。“50后”在那个时代还隐约地有些许压抑感，因此也有强烈的文学变革要求。现代派文学就发生于那个时代。当然，把现代派文学的发生归于“30后”的压抑是荒谬的。应该说，这个如期而至的文学现象的发生，首先是对政治支配文学观念的反拨，是在形式层面向多年不变的文学观念的挑战。这个挑战是“50后”作家完成的。虽然王蒙有“集束手榴弹”10的爆破，张贤亮有《习惯死亡》的发表，但是，普遍的看法是残雪、刘索拉、徐星等“50后”作家完成了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实践。从那一时代起，“30后”作家式微，“50后”作家开始成为文坛的主体。此后的“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以及“新历史主义文学”等，都是由“50后”主演的。特别是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平（《抉择》）、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王旭峰（南方有佳木》），全部是“50后”,成为“50后”文学登顶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熊召政（《张居正》）、徐贵祥（《历史的天空》）、贾平凹（《秦腔》）、周大新（《湖光山色》）、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莫言（《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先后获得“茅奖”.如果说“茅奖”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的话，那么，“50后”作家无疑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的主流。这个主流，当然是在文学价值观的意义上指认，而不是拥有读者的数量。站在这个立场上看，获奖与读者数量不构成直接关系。如果说，90年代以前的获奖作品，比如古华《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路遥《平凡的世界》等都拥有大量读者的话，那么，近几届获奖作品的受众范围显然缩小了许多--纸媒的“青春文学”或网络文学有大量读者，但这些作品的价值尚没有得到主流文学价值观的认同，尽管可以参评，但还没有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通行证，因此难以获奖。
第八届“茅奖”获奖名单公布之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6日上午十时在新闻发布厅举行媒体见面会，请获奖作家张炜、刘醒龙、莫言、刘震云介绍创作经历和获奖作品情况，并答记者问。这是获奖作家第一次享有这样规格的见面会，可见国家和社会对这次“茅奖”的重视程度。除了在国外的毕飞宇，其他获奖者都参加了见面会。四位作家在回答记者提问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他们的文学观既不同于80年代的“作家谈创作”,也不同于“70后”、“80后”对文学的理解。
莫言的小说《蛙》的讲述方式由五封信和一部九幕话剧构成。“我姑姑”万心从一个接生成果辉煌的乡村医生，到一个“被戳着脊梁骨骂”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其身份变化喻示了计划生育在中国实践的具体过程。当资本成为社会宰制力量之后，小说表达了生育、繁衍以及欲望等丑恶的人性和奇观。莫言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社会，关注他人，批判现实，我们一直在拿着放大镜寻找别人身上的罪恶，但很少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念，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当某种社会灾难或浩劫出现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必须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值得批评的事情。《蛙》就是一部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认为《蛙》在我11部长篇小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11
刘醒龙的《天行者》延续了他著名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题材。刘醒龙对乡村教师、准确地说是乡村代课教师有深厚的情感。他说：“我在山里长大，从一岁到山里去，等我回到城里来已经36岁了，我的教育都是由看上去不起眼的乡村知识分子，或者是最底层的知识分子来完成的。……所以《天行者》这部小说，就是为这群人树碑立传的，可以说我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乡村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几乎都是由这些民办教师完成的，我经常在想，如果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出现过这样庞大的400多万民办教师的群体，那中国的乡村会不会更荒芜？当改革的春风吹起来的时候，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因为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和在一个欠缺文化、欠缺知识的基础上发展代价是完全不一样的。”12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的不同就在于，他告知我们除了突发事件如战争、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作家就是要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刘震云说：“我觉得文学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在很多常识的问题上，确实需要进行纠正，对于幻想、想象力的认识，我们有时候会发生非常大的偏差，好像写现实生活的就很现实，写穿越的和幻想的题材就很幻想、就很浪漫、很有想象力，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写幻想的、写穿越的，特别现实。什么现实？就是思想和认识，对于生活的态度，特别现实。也可能他写的是现实的生活，但是他的想象力在现实的角落和现实的细节里。”13
这些作家的表述有什么错误吗？当然没有。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他们的无论是“把自己当作罪人来写”,还是歌颂民办教师，无论是寻找“说话”的政治、肯定文学的想象力，还是像贾平凹在《古炉》中否定“文革”,在当下的语境中，还有比这些更正确的话题和结论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作品都有一定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我也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我的肯定。但是，文学创作不止是要表达“政治正确”,重要的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了当下的精神事务，他们的作品在怎样的程度上与当下建立了联系。遗憾的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历史。当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借用历史来表达当代，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毕竟隔了一层。另一方面，讲述历史的背后，是否都隐含了他们没有表达的“安全”考虑？表达当下、尤其是处理当下所有人都面临的精神困境，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它是“难”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美是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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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左岸文化网2012年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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