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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中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史料中看到的“地方”几乎都是指政区。政区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然而，正如所有读过宋代以来方志的人们所知道的一样：作为空间单位的地方其实是超越朝代的--朝代会更替变换，而作为朝代的产物的“地方”却延续了下来。按照史料界定地方，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地方志把地方当作一个与外界分离的空间，并把它描述成与其他地方毫无关系的历史存在。地方志史料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提供信息，它们在关注政区所界定的空间的同时却模糊了包括叛乱、自然灾害、贸易活动和农产品流动等在内的跨界现象，而这些现象会同时对许多地方产生影响。
关于地方的描述
地方史毫无疑问关乎“地方”，即地理空间中有名字的地点。编写地方史的习惯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的中国，到了中国历史的中时期，系统收集、不断补充地方史信息变成了官员和学者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格式化，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地方志及其前身图经最能体现这种传统。南宋时期，这些文集已经被学者当作编写地方史概述的重要资料。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是现存最重要的两种著作。王象之和祝穆都没有把自己当作地方史学家，但祝穆书的结构成为《大元大一统志》及其之后的朝廷编纂的全国总志的范本。
地方志是一种回溯性记录，是针对当时而偶然产生的对地方的描述。这并不是历史著作--因为没有利用过去的证据来证明并解释历史的变迁。地方史对解释历史变迁没有兴趣，国史的编纂也有相同的态度。地方志的编纂者认为国史和地方史相似，所谓“国有史，方有志”.
国外学者研究的是中国地方志编纂的现象，这或许可以归于“信息史”的领域。他们从许多角度对地方志里的地图进行过研究，其中包括：卜正民（TimothyBrook）关于16世纪的人们怎样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地方志绘制方法的研究；胡邦波关于宋代方志制图的政治含义的研究；亚历山大·阿肯（Alexander Akin）关于晚明商业出版的地图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约瑟夫·丹尼斯（Joseph Dennis）关于明代方志中自然和社会政治产物的研究，在对16世纪绍兴新昌县志的个案研究中，他探索了方志产生的社会背景。
作为文化建构的地方
文化史学家们最近从哪些方面来研究“地方”呢？其一，他们努力把地方的社会建构当成地方意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二，他们的研究显示地方是如何被用来产生认同感以便联合一个地方的居民并把他们和别处的人群区别开来的；其三，他们探寻地方认同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性；最后，他们还考察了以地方为基础的认同和组织模式与传统的由家族和政府组成的认同方式之间的矛盾。
有关地方社会文化构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的研究。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有关扬州的研究超越城市本身，考察了国家背景下的扬州是如何被建构的。费丝言（Si-yen Fei）则通过南京的谣谚来描述明代南京的建构过程。王昌伟（OngChangWoei）在他对关中的研究中展示，在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关内”的西北地区──关中，自宋代产生的自我意识在元代和明初就消失了，但在晚明和清代，当地方精英们不约而同谋求成为政府官员并努力改善当地的条件时，“关中”意识又有了意义。王的研究表明，考察地方身份的建构必须包括对地方精英价值观的讨论。陈雯怡最重要的一项研究贡献是，显示了蒙古时期南方和北方的精英们的策略的确存在区别，这对地方身份的建构也产生了影响。南方人会同时挖掘基于地方身份的传统和国家政治服务的传统来构建社会和网络联系；相反，没有证据表明同时期的北方人把地方当作社会的基础，北方人明显完全依靠他们与王朝传统之间的联系。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地方当作国家的缩影，所有有关政治主张、经济竞争、暴力控制、文化产物、形态设计、宗教构成、记忆建构等话语方式以及理解方式都发生在这个微观世界里。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对地方史的不平衡性以及地方之间的差异性给予更多更彻底的关注；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构成国家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所有因素，地方在参与到区域、国家和全球网络中的程度各不相同。
地方与社会研究
地方事务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考察国家制度、执政官员与“草根”百姓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地方研究实际上超越本地的问题，因此，社会史对我们研究中国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社会史和经济史有时关注特定的地方背景，而不只是使用地方的例子来描述一般的社会和经济现象。迈克尔·马墨（Michael Marme）有关明代苏州文化精英、商业和政府政策等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750-1550年间中国人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中论证了地区分析的重要性。他的研究受到经济和人口史的影响，他认为，中时期政治精英形成过程中存在一个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地方精英的兴起。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建立在韩明士（Robert Hymes）有关福建、浙江精英家庭在其家庭策略中发生的由国家导向向地方导向转型的研究的基础上的。这种观点受到的最重要质疑来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她揭示出婚嫁中门当户对的原则自北宋一直延续到了南宋，而地方上不断涌现的相称的伴侣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婚姻模式地方化程度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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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文汇报 2012-06-04 09:37: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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