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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四期的《读书》，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
如果一定要从整体上说现在中国人的道德比以前更坏，却很难下断语。每一代道德家都埋怨“世风不古”，后来以为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的觉悟”，其实都是一种说法而已。
高瑞泉：晓明最近工作的细节我不是太清楚，但是一个文学家转入文化批评，并且不再只做风花雪月、高头讲章，而是深入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来研究，并且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批评，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十几年来进步的一部分。我们慢慢把意见、感触变成对时代状况的诊断，这个诊断要回到更深的层面，就是弄清它们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要弄清楚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文化批评要深入社会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等，要能回答人们在生活中的直观感受。当时我们担忧的东西、批评的东西，或者朦朦胧胧感到过的东西有些可能继续在朝我们担忧的方向发展。
王晓明：变成主流了。
高瑞泉：似乎是常态化了。常态下人比较容易麻木，所以常态和主流的东西常常也应该经受批评。批评有什么作用，是否你说了就能改变，那当然没有保证。有人批评、批评的人多了，不同意见和利益的博弈最后终究会影响现实的。不过对具体问题的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上升到总体性断语，不那么简单。二十世纪中国的好多时间都可以用狄更斯《双城记》开头那句话来形容：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要简单地说一个时代一定比以前更坏或是一定比以前更好，还真不那么容易。说“好”和说“坏”，并不只是对某件事情的判断，而同时是对以后如何行事的诉求，有一个行动的方案，更后面的是一个价值的冲突和价值的转变，同时也涉及根本秩序和规范。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似乎一直在转变中，这十几年之间的变化还都是这个转换中的一部分。开始我们自己觉得方向很明确，现在中国富起来了，至少是一部分中国人富起来了，而且是巨富。大部分人的收入也有改善，虽然发财的梦将断未断，但是贫富分化如此严重，让许多人觉得随时可能出事。这种情况十八年前恐怕没有多少人想到过，邓小平是不是想到过?恐怕未必。孙中山讲“突驾”、1958年毛泽东要“大跃进”、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三十年才真是“突驾”、“大跃进”，而且与毛泽东设想的方式完全不同的“大跃进”。但是“大跃进”以后方向到底是什么?不能只依靠惯性在走。其实主流社会内部也是很纷争的。意识形态弱化以后，如果没有魅力型的先知出现，要想单单依靠权力来制定精神权威，比较困难。从文明演化来说，如果我们再有一点和平的环境，也许可能演进出一种新型的文明。但是如果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国理念，只有更大、更快、更强的逻辑，会走出什么路?人文学者对资本的逻辑、科学技术主导的逻辑，提出有学理依据的批评，应该是观念博弈中一支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不过，回到我们的“岗位”，以现在这种情况看，我觉得人文学科的边缘化还没到头，还会继续下去。与此相应的，许多社会科学已经从短线变成了长线，譬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至少是从业人员的数量大增。更何况高等学校大扩容，以至于像哲学系这样的学科，仅在上海一地，就从十多年前的两个增加到现在的七八个。但是，就哲学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力而言，哲学当然边缘化得厉害。是祸是福，难以断言。不过，当初胡适和冯友兰社会影响比较大，金岳霖写了《论道》，感叹如石沉大海;熊十力在北大讲《新唯识论》也是天天埋怨学生不闻此道。但是我们现在觉得熊和金的水准比胡和冯要高些、工作精致些。所以一时影响大小和实质性的进展未必相应。据我所知，哲学界很有些人在努力做体系性的工作，这也是二十年前所没有的。
再说现在的道德状况，大家怨言也比较多。不但有我们感同身受的东西， 更有传媒的渲染。但是当下的“好”或者“坏”，都不过是带着时代特点，如果一定要从整体上说现在中国人的道德比以前更坏，却很难下断语。每一代道德家都埋怨“世风不古”，后来以为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的觉悟”，其实都是一种说法而已。当初章太炎说是“俱分进化”，快乐进化、痛苦亦进化;善进化，恶亦进化。以前我们说经济发展了，人的道德水平就高，“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是老话也讲“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现在一讲就是由于“五四”反传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传统统统打断，所以道德堕落。刚才提到民国时代，你去看钱锺书写的《围城》，据说那些教授都是有原型的。看来他们没有经过“文革”，也不比现在的教授更好，还不是把大学当作名利场、当作江湖混?我们一边有西南联大的辉煌叙事，一边又有《围城》。汝伦爱说宋代，宋代的确有朱熹，明代有王阳明，但他们也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啊。道德状况如何，就看道德信条能不能“收拾”得住人心，首先看能不能“收拾”得住“士君子”。老百姓的道德水平是否比以前更坏，我看不见得，从来都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善若登，为恶若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问题主要是精英的问题，官员和知识分子，道德规范是这帮精英提出来的，甚至还与法律结合了。价值原则和价值的承担者之间要有基本的统一，道德规范首先要精英遵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然后才有社会的秩序。儒家的“知行合一”，说到底是这么个问题。孔子、孟子都对君主论道，是想他们做道德楷模。所以大畅儒风实际上对统治阶层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一面要“德治”，讲圣人、讲君子，一面又都“收拾不住”，那就落入了章太炎早年说的，“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这是国人在道德上的痼疾。
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继续处于巨大转折中。晓明刚才提到了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原先我们习惯的“熟人社会”现在大变样了，越来越像社会学家说的“陌生人社会”，但是好像还没有变成所谓“契约社会”。原先与熟人相处，彼此知根知底，打交道的前提是判断对方人的好坏，所以分清敌友很重要。典型的契约社会，人们相处的前提是守信用。我并不一定想象你是什么好人、君子，但是相信你说的话会做到，我就准备跟你打交道。银行发信用卡给一个人，只调查他的信用记录，他用卡里的钱去买食品还是毒品是管不了的，买了东西是自己专用还是与人分享，就更不管了。我们现在最难办的事情是，常常不知道与我们打交道的那一方是否可以信任?而城市化以后如果要保持活力，很难再回到熟人社会。缺少基本的社会信任，合理的生活共同体很难真正形成，这一点比较危险。危险在于遇到重大的变故，极而言之可能社会解体，那才是真正的动乱。
最近几年，有些现象是好的，言路开放的程度事实上是十几年前无法比的，普通人的权利意识也上升了。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人的思想非常活跃，对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哪怕军国大事、经济方略，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讲法，各种主义、路径的博弈，比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激烈。当然有一些是极端之论，不过同时常常会有另一些言论来对抗。我觉得在相对稳定的大局下，能通过思想的争鸣获得相对的平衡，中国人还是能找到自己的路的。所以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态，一方面有汝伦批判的猥琐的一面，一方面看又有积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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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2-05-26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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