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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传中寻真 倾听百姓之声
陈晓径：您今年开设的课程“明朝到清朝的转变”，选取的角度很特别——没有选取正史，却以很多个人日记为分析文本(如徐日久、叶绍袁、姚廷遴、祁彪佳等人的日记)。请问您为什么会偏爱个人日记(甚至有些人并非那么有名)?
魏丕信：我在研究官僚制度之余，也很关注普通人的声音。正如你所观察到的那样，但我不仅取材于个人日记，还研究了不少的私人记载。这些作者往往不是官员，没有官修历史学者的禁忌。其中，还有不少人在当时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比如清初忠于明朝的遗老遗少，在这些文本中，他们的语气很自由。有的作者根本没什么名气，就是普通人，比如，我在课上经常提到姚廷遴的《历年记》，就是其中的最好代表。这些作品能让我们感受到很多生活气息，和循规蹈矩的文人作品很不一样。我经常提到自传性作品，这类作品很多都不是为了发表所写，而是给家人看的，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生活。19世纪有几位作者，写作时相当大胆。有些文人坦诚记载了家事纷争，这在传统自传中是绝对没有的。
封建监察制度新解
陈晓径：您的文章《明朝对滥用权力的控制》(载于《中国和民主：传统、法律和制度》一书，2007年出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您把明朝对滥用权力的控制称为“符合宪法性质的控制”，认为实际上存在一套“王朝宪法”，存在监督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机制——监察制度，还考察了监察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政治条件。用现代的法治观点分析一个封建王朝，这样的视角很独特。请问您为何选取这样的视角，采用这样的视角有无特殊含义?
魏丕信：我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一套实际上的“王朝宪法”，由古代经典、祖训(明朝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指定)、汇典、故式等组成。监察制度则让初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非常赞赏：监察官既存在于官僚制度内，又能保持很强的独立性，他们诚实、勇敢，可以到地方上调查一切，其他官员都惧之三分。
于是，我在与法学家德勒马斯-马蒂女士合作时，很自然地想到明朝这套防止权力滥用的体制，实际上就是“符合宪法性质的控制”——尽管用现代词汇形容古代事物，有年代错乱之嫌。其实“符合宪法性质的控制”这一说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西方出现。孙中山构想中华民国宪法时，提出“五权分立”(而非“三权分立”);五权之中的监督权就是受古代监察制度启发而设。可以说，孙中山的这一创造是领先于西方政治法律体系发展的。
陈晓径：您如何评价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官制度?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比如，明朝监察官掌有较大权力，曾经为国家治理作出贡献，却在复杂的政治形势面前出现过大批失职的监察官;清朝统治者严格控制言论，削弱监察官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却保持了良好的治理局面。
魏丕信：明朝也曾有过良好的治理局面。监察官制度很有意义，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该制度只有利，没有弊;所谓弊端，只是在监察官滥用权力抨击私敌时才会出现，比如在明末万历年间党派纷争的政治气候下，南明弘光皇帝的朝廷也类似，官员们拉帮结派，相互抨击。
清朝的情况很特殊。清末革命者和民国时期主张共和者中，有部分人认为清朝是蛮族专制对汉人的统治，扼杀了明末出现的自由民主萌芽。该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情况远比这更为复杂。清朝初年，统治者的确剥夺了汉族官吏的一些权力，禁止结党，只能无条件忠于皇帝。这套政策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清朝皇帝认为，明朝灭亡的教训之一就是党派纷争之祸，应该限制大臣们的政治权力，绝对不允许像明朝大臣对待万历和嘉靖皇帝那样抨击清朝的君主。清朝的确很专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就完全没有言论自由，作出重大决定前，大臣们会进行讨论，不过只有少部分高官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雍正和乾隆皇帝常用的办法是：给外省官员发送函件征求意见。从很多例子中都能看出，官员们意见分歧很大，最后皇帝本人再作定夺。认为清朝完全是独裁政治是没有道理的，清朝仍然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只是享受言论自由的人数很少，仅限于部分高官。
另外补充一点，清朝也有监察官，可以提出意见，但与明朝的监察官相比，他们的权限确实小得多。比如只能呆在北京，不能去外省自由调查;他们也能够揭露腐败官员，但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而且程序更加复杂。
此外，清代统治者其实用“自己人”替代监察官来监管国家，比如包衣——官奴。著名的江宁织造同时也充当监察官的角色：定期向皇帝汇报，舆论如何，民情如何，最近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等。
总之，一方面，清朝执行监察任务的人很多都和皇家有着紧密关系;另一方面，统治者大大发展了官员之间相互监督的体系，上级监督下级。清代监察官制度较之于明朝，涉及面窄，形式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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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06月26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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