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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庆]“女娲补天”与生殖崇拜
  作者:刘毓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5-14 | 点击数:25509
 
不过,人类早期,最可怕的灾难是来自自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氏族部落的形成,部落战争频繁的兴起,毁灭性灾难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人类自己了。如黄帝与炎帝之战,“血流漂杵”;黄帝战蚩尤,“积血成渊,聚骨如岳”;大禹战三苗,“雨血三朝”。战争俘虏则大量用于祭祀,甲骨文中则有一次祭祀用“三百羌”、“千人”作牺牲者,其残酷性和野蛮性可想而知。他们对待战俘的手段也很残酷,或黥面(墨),或割鼻子(劓),或割耳朵(馘),或割生殖器(宫),或断足(刖),或砍头,或火燎。而且远古人类不仅繁殖力低下,死亡率还很高。据学者瓦洛的研究,从187具史前时代的遗骸来判断,发现其三分之一以上在20岁前死亡,其余大半在20至40岁间死亡。因此,部落一般都不大,一次大的战争,就足以使一个氏族或部落彻底灭亡。《战国策·齐策四》说:“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篇》也说:“大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周初剩千八百国,而到春秋时,仅存一百四十八国了。(注: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存灭》。)据此推算,夏商两代九百余年间,有八千多个方国亡于战争,平均每年就有九百多个国家或部落灭亡。周初到春秋三百多年间,就有一千六百多个国家灭亡。战争的残酷可想而知!
“天崩地裂”人们难以目睹,毁灭性的灾难却时有发生。于是人们的经验转化了。随之“天崩地裂”的原始传说,便成了巨大灾难或变故的象征。如《战国策·赵策三》云:“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以言周王之死。徐陵《与王僧辩书》说:“未有膺龙图以建国,御风邸以承家,二后钦明,三灵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横行者也。”陆游《望永阜陵诗》云:“宁知齿豁头童后,更遇天崩地裂时。”皆以“天崩地裂”象征巨大的灾难。对于原始氏族部落而言,氏族灭亡何异于“天崩地陷”!在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中,灭族之事又是那样的习见。这对每一个氏族整体来说,都是巨大威胁。因此“天裂”虽属自然的神话,而“补天”却有了社会的意义。甚至“天崩地陷”的神话本身,也弥散着部族战争的烟云。所谓“共工与颛顼争帝”,“天柱折,地维绝”,其最表层、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战争灾难。罗泌在《路史·发挥》中说:所谓共工触不周,地维为绝,天柱为折,是言大乱之甚。所谓女娲补天,乃指平共工之乱,功犹“补天立极”。此虽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忽略了神话由自然内容向社会内容的转化,也忽略了神话的浓缩、集锦、象征的特征以及其意义的多层次性,但却看到了“天柱折地维绝”与原始部落战争之间的联系。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认为,所谓“补天”,乃是平息灾难、拯救氏族灭亡的寓言。辛弃疾词云:“袖里珍奇光五彩,他年可补天西北。”就是以“补天”象征平息民族灾难的。《红楼梦》中“补天”的典故更明确的表达了挽救衰亡的意义。这并非辛弃疾、曹雪芹之流的别出心裁,实是神话自具的文化意义在历史中的传递。神话之所以要让女娲“补天”,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女娲的生殖功能上。在原始战争中武器不过弓箭棍棒之类,没有谁比谁先进的问题。在这样的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多半在人数之多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生殖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大量繁殖人口,人丁旺盛,才能使氏族强盛、发展,避免“天崩地陷”的命运。因此只有无限生殖力的“女娲”才能“补天立极”。春秋时,越国被吴国战败,为了复仇,越王勾践就曾令其国民“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其目的就是要大力繁殖人口,为伐吴作准备。可以说,补越国之天的就是那些具有生殖力的女性,是她们为越国补充了战斗力量,使越国人口大增,最终灭吴,称霸一方。因而神话中对于女娲的颂扬,其实质乃是对于旺盛的生殖力的赞扬。
正是由于氏族部落生存、延续的需要,在中国上古文化中,充满了对于生殖的崇拜和歌颂。上古帝王,无一不是生有一大群儿子者。黄帝有二十五子,颛顼大约也有二十多个儿子,帝俊约十八、九个儿子,尧有十子,舜有九子,周文王更多,传说有百子。在金文中,像“百子千孙”之类的嘏辞,屡见不鲜。《诗经·螽斯》篇,《诗序》说:“后妃子孙众多也。”《椒聊》篇以花椒多子,美誉生殖。《芣苢》篇则是生殖欲冲动的讴歌。
原始的社会存在,使先民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凝固为一种观念;把认定的真理,凝固为一种信仰。使生殖崇拜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力量,而支配着民族的行为。“女娲补天”神话,其潜在的意义,便是把生殖作为一项最神圣、最伟大的事业而颂扬的。古代礼法也无不为生殖做着种种考虑,周礼禁止同姓结婚,原因便在于其有碍生殖蕃衍。《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国语·晋语》亦云:“同姓不昏,惧不殖也。”战国诸侯及历代帝王,为国势强盛,多有提倡早婚之令。越王勾践将女子的婚令上限定为十七,这在古代并不稀罕,北周建德年间下令,女子过了十三岁就要出嫁。至古迄清,男女结婚年龄多在十三至二十之间。
古人还把人口的增减认作是一个王朝盛衰的标志。如《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言周成王“致理刑措”,天下安定,人口增长达一千三百七十万余,“此周之极盛也”。“秦兼诸侯,所杀三分居一”,“三十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到汉初人口所剩,不及六国之十分之三。“汉自高祖讫于孝平”,人口上涨,达五千九百多万,“汉极盛矣”。这种认识,自然也会影响到统治者对生殖的鼓励。在国,为增殖有早婚、合独之令;在家,为血统之扩大,则有一夫多妻、多子多福之俗。《大戴礼记·本命》篇有七出之条,专为妇人而设。其中之一就是“无子去”。原因就是妇人没有生殖能力,会影响血统的发展。
这种文化信仰,导致了中国人强烈的生殖欲望,使他们的人生也带上了浓郁的生殖目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神其顾歆,永锡多子”等,都把生子当作了人生第一要义。古人帐中绣(或画)“百子图”,现代人墙上挂“童男抱石榴”,无不是祈求多子之意。夫妇结合,其使命便在于生殖。唯有具备旺盛的生殖能力的女性,才能受到氏族的尊重。女性也唯有生育一业,才是最神圣的。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爱情几乎被压缩得没有立锥之地。正是这种文化,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人口危机之患。
需要指出的是,生殖崇拜是一种极原始的文化形态,它是以农业文明及落后的生产方式为存在根据的。尽管它在现代中国还有一种潜在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对愚昧的化解,它终有一天会在国民心灵中彻底消失。
(本文原载《文艺研究》1998年06期,第93~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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