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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论述中“中国”观念的不充分性
“中国模式”的讨论，表面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与共和国甲子反思的一部分或者是其继续，实际上却折射了当前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性忧虑。这个讨论的焦点与其说是重在解释三十年来高速经济发展体现的“中国奇迹”，毋宁说是如何引导中国的未来。就历史解释而言，导致三十年经济成就的诸多因素，在目前的状况下，还不具备得到充分历史化的条件，这不仅是由于相当多的因素还不能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个可靠的将三十年发展历史化的地基(“效果历史”意义上的回溯点)还没有出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在过程之中，其明天并不确定。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讨论其实是借着历史解释来达成新的未来筹划。未来中国会以怎么样的面貌出现?高速经济发展会延续多久?政治与文教会有怎么样的调整或变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答案，却都关涉到每一个人。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了方向感或目的感的缺位，本身就构成“中国模式”讨论的深层心态背景。退一步说，就实证层面而论，对已有发展进程的经验性总结，即便不是为了为未来提供标本，但这一经验性解释本身，也是影响即将展开的进程的一种力量，特别是在利益集团已经形成、阶层分化明显的情境下，以经验科学名义出现的实证性解释很难摆脱权力与利益的逻辑。
既然中国模式的讨论说到底不得不承担未来的中国规划，那就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不是紧紧盯着过去的三十年或眼下的这几年。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一些学者的主张，中国模式的讨论应该让位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因为模式这个词语本身就包含了太多的经验性因素，其历史基础非常之短，似乎只有九十年、六十年甚至三十年，着眼于这样一个短时段，毫无疑问，会缺乏远大的历史眼光，更重要的是它缺乏一种直面未来的指向。中国道路的问题，上可以溯至千年之前，下可及于百年之后。中国模式的讨论作为中国未来的世界筹划并不能完成使命，因为未来的五十年甚至更远的时间内，中国筹划的核心是文明与价值层面上的方向或目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管理与发展的模式或体制。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还不足以达到呈现上述的方向或目标，唯一的途径是在关注时代问题的前提下，显明并提升沉淀在集体无意识与语言典籍中的文化与思想传统，向着更长时段的历史与更远的未来开放我们的眼光。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相比，这乃是一个更崇高、更严峻，也更困难的使命;甚至可以断言，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不过是为这一使命提供了前提。反过来说，解决当前与今后的道路或方向问题，一定要超出三十年经济成就，如果仅仅满足于经济成就，那么对道路或模式的讨论就会缺乏自生型的文明母体的支撑，因而满足于特殊性的民族国家的架构而远离中华文明的世界性与普遍性的地基。
一旦上升到这个层次来看问题，就会发现当前的各种讨论，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挑战：这就是“中国”观念的不充分性。无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讨论，还是“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讨论，“中国”都仅仅停留在自然状态下的“所与”或现成性概念，仅仅由现成的地理的、民族的，或国家的维度规定，其内涵还不是内在于中国道路之中的目的与方向本身，换言之，“中国”还缺乏文教内涵，还是一个没有“文—化”(“文”与“化”在这里用作动词)能力的外铄性概念。那种仅仅从解决“挨打”、“挨饿”之后的“挨骂”的百年历史处境来回答中国道路的内涵的思路，至少是外在的、防御性的，远远没有上升到其内在的自为性的动力机制问题，没有上升到文明得以立身的地基，没有上升到千年中国文明的现代更新问题。因此，我们说，中国道路中的“中国”观念如何充实的问题，是上述方向性忧虑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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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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