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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兴地为李霞博士的这部专著写序[1]。
李霞博士通过展示其在当代中国华北一个汉人宗族村落社区里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她对该村落妇女日常生活的参与观察、体验和学术思考，具体地运用“娘家-婆家”这一分析框架，深入和细腻的论述了农村妇女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本书突出地强调了女性的视角、实践的观点和情感的线索，无论是在理论层面的分析上，还是在很多生活细节的描述上，都经得起推敲，并充溢着人类学者的智慧、创意和真知灼见。
我以为，这部人类学的专著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作为一部“女性民族志”作品，本书对有关汉人社会的女性人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众所周知，有关中国汉人社会及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大都是由男性人类学者，主要以男性为调查和访谈对象，集中地围绕着各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组织(例如，宗族)等而展开的。此类研究所产生的民族志作品自然反映了男性的视角，在它们所描述的对象社区的社会生活里，往往也是“理所当然”地忽视了妇女的存在或没有给她们以应有的份额与位置，很难避免所谓的“男性意识偏见”。鉴于截至目前有关当代中国农村妇女的实地而又有深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依然非常稀少，李霞这部具备了标准的田野工作之科学基础的“女性民族志”作品，也就显得尤其值得我们珍视。
女性人类学不仅把研究的对象扩展到妇女及其生活，而且还特别关注社会性别是如何通过各种社会及文化的途径，例如，通过亲属制度而被构建出来的问题。事实上，女性人类学者在她们的田野工作中经常可能由于不同的视角和体验而往往会有与“主流”的男性人类学者不同的课题意识、调查心得、生活感受和田野发现。例如，美国人类学者玛格瑞.沃尔夫根据她在台湾的田野调查，把妇女视为能动的个体来考察，正确地指出了汉族妇女是在父系宗族制度的框架之下致力于经营自己的小家庭;汉人已婚妇女和“她的家庭”，乃是基于安全感和情感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子宫家庭”(或译“女人家庭”)。另一位美国人类学者朱迪.艾伦，非常关注已婚女性和娘家之间的关系，她对“娘家”的论述，较多地是从正式制度与具体实践之间的所谓“惯习”的层面去分析，指出妇女自身在她和娘家的关系中具有积极的能动性。日本人类学者植野弘子对汉人社会里的姻亲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她批评以往的宗族研究和姻亲研究，均是以“单向性”和男性中心为前提;基于对台湾南部汉人姻亲关系的实地调查，她指出在娘家(所谓“生家”)与婆家(所谓“婚家”)的关系中，其实还包括了女婿和岳父的关系、甥舅关系、“母舅”的作用、娘家作为“后头厝”的意义等。现在，读者眼前这部由中国人类学者撰写的女性民族志，其中对汉人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对农村妇女喜怒哀乐的人生有许多独到的观察和描述。在我看来，李霞的著述不仅在上述女性人类学者之汉人社会研究的脉络或其“延长线”上取得了更具综合性的进展与收获，它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此前对于乡村汉人社会的认知，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也将有助于纠正以往人类学的汉人社区研究中所隐含着的男性中心偏差，照亮因这些偏差所遮蔽的误区。
其次，作者在她深入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娘家-婆家”这一妇女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从而对有关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做出了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在我看来，这一“发现”确实是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它对于截至目前的汉人社会之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并为我们提供了涉及婚姻、家庭、宗族、妇女、分家等在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颇具重要性的那些基本社会事实的许多全新的知识。
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始终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最为基本的学术领域，有关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及亲属制度研究，长期以来虽然已有不少的积累，但无论是汉人亲属称谓体系的研究，还是对宗族组织这种父系继嗣群或是对宗亲关系的研究，甚至包括不少姻亲关系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者在其研究中设定的“己身”(ego)均是已婚男性，基本上均是从这一立场出发，主要关注父系方面的亲属组织和已婚男性的亲属关系，他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已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属于同一个亲属关系体系。中国人类学者冯汉骥曾经指出，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网络通常是宗亲在观念上比非宗亲(外亲)更为重要;和宗亲相比较，姻亲称谓及其亲属关系也较为简略、单纯;与妻子到丈夫家需要适应的夫族亲属称谓相比较，丈夫需要了解的妻族亲属称谓则比较少。虽然在汉语的民间称谓里有比较系统的“夫系亲属称谓”和“妻系亲属称谓”，夫妇双方原则上应该分别对对方的亲属关系予以接纳，但在汉人社会的男娶女嫁、婚后从夫居的婚姻制度和父系继嗣的宗族制度之下，此种相互接纳并不对等，而是在父系制度的安排下，妇女在整个社会的亲属称谓体系和亲属制度中具有从属性的身份地位。以英国人类学者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宗族范式”的汉人社会研究，重视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世系群(宗族)及其作为社会组织的机制、功能、结构及仪式的研究，很自然地认为妇女是处于父系亲属关系的边缘，其身份具有两重性，而且她最终也是要被同化进父系亲属制度之内的。在上述两类研究中，妇女均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至于妇女亲属关系的存在、妇女独特的亲属关系网络和亲属关系实践等，往往不是被屏蔽了，就是被视而不见，其中或明或暗地总是存在着某些对妇女的轻视。现在，我们看到，李霞在她的著作中以全新的视野和思路，富有创新性地把女性人类学的性别研究视角引入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研究，颠覆性地把当事人或“己身”(ego)替换为女性来重新审视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及亲属制度，并因此有了新的发现：以女性为中心的妇女亲属关系的存在以及妇女自身积极进取的亲属关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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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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