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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岩（蒋立冬绘）
郑岩的研究在学界被称作“美术考古”或“考古美术”，这与他的教育经历直接相关。受家庭影响，郑岩对美术一直有些特别的情结，求学阶段他先后跟刘敦愿先生、杨泓先生学习考古。刘敦愿先生是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创立者，他既是考古学家也是美术史家，在研究中很注意运用图像材料、神话传说；而杨泓先生则让郑岩见识到主流考古学界的工作和研究。郑岩曾长期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近水楼台，他开始思考汉代画像石的相关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他接触到了巫鸿对武梁祠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有机会赴芝加哥大学访问，近距离地与巫鸿教授有了更多的交流，从美术史的角度看考古材料的研究实践也由此展开，《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逝者的面具 : 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即呈现了郑岩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而与汪悦进合作的《庵上坊 : 口述、文字和图像》则反映了他对不同文本的理解。近年，由于参与美术史教材的编写工作，郑岩对美术史书写和美术考古有了更多思考。今夏，借郑教授与女儿合作出版新书——《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的机会，《上海书评》专访郑教授，请他谈谈这些年他的新思考。
采访︱于淑娟
东西方学界对中国早期美术史的关注有什么不同？
郑岩：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谈谈。西方早年对于中国的认识是逐步拓展的，先从瓷器开始，后来扩展到书画、青铜器，然后是石刻等。总体地说，在他们研究的起步阶段，眼里只有这些不同的类型，时间的概念相对淡薄一些。因为那时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主流。中国等非西方艺术只是异国情调，而不是历史。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和日本学者率先建立的近代学科意义的中国美术史写作，的确利用博物馆的藏品和野外调查的材料，将中国美术的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了，而不是像中国以前那样主要局限于书画史。
西方和中国对早期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主要区别表现于学科的差异。西方研究中国早期美术的学者，主要是美术史家。而在中国，这些材料首先是被考古学者所讨论。美术史界参与讨论的学者仍是少数。考古学家主要还是关心大的框架，而美术史家关心“作品”。
西方老一代的学者，如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罗越（Max Loehr）的研究，总体上都可以看作美术史范畴内的。他们主要的材料是博物馆藏品。他们的材料虽然是零散的，但贡献不可忽略。高本汉研究铭文，从文字、音韵扩展到青铜纹样。罗越对商周青铜纹样的研究则是承袭德国形式分析的传统。
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张光直先生是一位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考古学材料的国际学者，他也关心美术的问题，但已经将美术当作研究早期文明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孤立地研究美术。他更是一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而不是一般意义的美术史家。但他的研究，对于讨论中国早期美术史的意义是深远的。今天仍十分活跃的学者，如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巫鸿教授，也都是随时跟进中国考古发现的学者。罗森教授本来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但她最近二十多年，与中国考古学届关系密切。我曾经问过她，在你看来青铜器研究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她说是set（组合）。这是博物馆藏品解决不了的，只有在考古现场，才能看到这些组合关系。
再如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他是张光直先生的学生，也时常谈到美术史的问题。当然他在北大考古专业学习过，我想，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考古学家而不是美术史家。
我感到比较遗憾的是，国内对早期美术史研究还远远不够，不能说没人做，但是确实不太成系统。我是从汉代开始做起，在国内美术史界，这就算是年代偏早的了。但是关于先秦美术的研究，虽然材料非常丰富，但投入的力量还严重不足。
刘敦愿先生最初研究青铜纹样是怎么开始的，是受到西方学界的影响吗？
郑岩：刘先生开始研究青铜纹样的时候，基本不熟悉西方学者的研究动向。他晚年与张光直先生有所交流，曾接待过张先生到山东大学访问和演讲。但我从没有听刘先生说起过罗越等人的名字。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是，他是学西画出身的，他对西方古典学比较熟悉。他曾读过很多古典学著作的中文译本，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及二十世纪初有关古典考古学的著作，如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一世纪》等，他都读得非常仔细，做了大量笔记。另一方面，他下了大力气读先秦文献。他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结合中国考古材料，去研究中国的青铜器纹样。他很注重在比较的视野下理解中国青铜艺术，他讲商周青铜器就会提到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东西。这一点，我们要向他学习。我前段时间去看一家新建的青铜器博物馆，虽然展品琳琅满目，但展览的结构基本上还是说自己的事儿，只有中国考古学内部的视角，而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比较的视野，也没有谈这些青铜器对于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意义。
郑岩与刘敦愿先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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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1-20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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