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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格文（John Lagerwey），法國漢學家、宗教史和民族誌學者，研究興趣為道教、中國宗教、地方社會史等，曾任法國遠東學院（EFEO）研究員、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道教和中國宗教史」講席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講座教授，著有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1987)、China.A Religious State(2010)，編有（與人合作）Early Chinese Religion I and II(Brill,2009,2010)、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and II(Brill,2014,2015)等書。
這篇文章源於2016年5月筆者對勞格文的一次訪談。訪談中涉及到一個勞氏長期思考的重要問題，即如何理解宗教在中國歷史和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筆者根據這次訪談撰成此文。(劳格文/口述，巫能昌/整理)
哈佛的中國歷史及其顛覆
我在密歇根大學唸本科時讀的是英文文學，後來在萊頓轉到中國古典文學，最後在哈佛大學做博士論文，開始研究《吳越春秋》，時在1968年。我的指導老師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是古代文言文研究，尤其是陶淵明研究方面的專家。他很早的時候就寫過《中國文學論題：概覽與書目》，裡面就介紹了所有先秦和漢朝的文獻，然後我就在他那本小冊子裡面找到了《吳越春秋》。這個文本有很多版本方面的問題，因此我花了很多時間，主要是利用《太平御覽》等類書來做考證工作，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文本翻譯。我當時只知道《吳越春秋》的編撰利用了《左傳》、《呂氏春秋》、《國語》等文獻，根本不清楚它和道教或宗教有任何關係。那時的哈佛大學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和中國國內差不多，其視角是上層的。儒教被認為不是宗教，佛教是外來宗教，而且到宋朝就已經沒落了，道教是道家的邪教，是迷信。當時有關道教的書只有一本。這本書說道家是很高級的哲學，作為宗教的道教則是很沒落的迷信。這些就是我接受的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我的學習內容除了文言文，還有白話文和先秦哲學，是古代漢語研究方向的典型培養方式。
1975年，我在哈佛大學畢業後就去了法國，并在1976年初開始到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上康德謨（Max Kaltenmark,1910-2002）和施舟人（Kristofer M.Schipper,1934-）的課。他們的課對我的影響都非常大。康德謨那年的課剛好就是關於《太上靈寶五符序》和大禹傳說的。上課內容中有一點對我震動很大，即吳越爭霸其實是和後漢的宇宙觀分不開的。按照這個宇宙觀，地戶位於東南。吳越爭霸其實是為了佔領地戶。吳位於十二地支的辰，屬龍，越則位於巳，屬蛇。這次是蛇比龍厲害，因為地戶屬陰，蛇也屬陰，天門和龍都屬陽。如果不懂得宇宙觀，你就沒辦法了解它。而且，《吳越春秋》裡面有術數的內容。但在1970年代，很少人去研究中國的早期術數。睡虎地日書在1975年才出土，還沒有真正開始影響學界的研究。因此，我們就沒辦法了解《吳越春秋》裡面的很多策略，包括伍子胥怎麼算，遇到問題應該如何應對。可是，《吳越春秋》中更重要的是，吳太伯是周公的後代，而越之前君無余卻是夏禹的末封。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早就講過大禹治水和道教的關係。由此，我就發現《吳越春秋》表達的基本就是儒和道在後漢時期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儒利用了他們的祖先吳太伯。再則，伍子胥是一個為父報仇的正常的儒家，其對手卻是見載于《列仙傳》、最終成仙的范蠡。所以，《吳越春秋》基本上是儒道爭鬥的一個歷史故事。此外，現在大家都承認《太上靈寶五符序》是出自吳國的一本書。我由此就知道自己對中國歷史的理解，甚至對自己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一竅不通，我在哈佛大學的老師也是如此，因為漏掉了道教的早期歷史。
施舟人於1962至1970年間在台灣待了八年，一開始是在南港的中央研究院。他很快就接觸到當地的游神、喪事等儀式，後來就去台南去學做了道士。1968年，意大利北部城市貝拉焦（Bellagio）召開了第一屆國際道教學術研討會。施舟人在這次會上主要講了道教儀式傳統的歷史，指出道教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後漢至三國時期。施舟人後來在法國開設的課比當時任何其他老師的課，包括大陸和台灣的學者，都要懂得道教。他的課讓我發現自己不但不懂早期道教的歷史，還發現被認為是迷信的道教是屬於高級學問的宗教。於是，我開始閱讀索安（Anna Seidel,1938-1991）等學者有關道教和國家關係的著述。索安的一篇論文考察了讖緯這種授籙觀念和道教授籙的關係。現在大家都認為這篇文章非常重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從北魏開始皇帝要受籙。我在那時剛開始跟施舟人做《道藏》計劃。我最初看的是《無上秘要》，再往後則是《云笈七簽》。關於《無上秘要》，日本學者吉岡豐義很早的時候就寫了篇精彩的短文。《無上秘要》第三十五卷卷首說其中的儀式是「御制」。敦煌也發現了玄宗時代的《無上秘要》的目錄，基本上可以說這個文本反映了北周武帝時期的《無上秘要》。我開始對《無上秘要》進行研究，其實是一種考證工作。它基本上是引靈寶經和上清經。為了研究《無上秘要》，我就要通讀所有的靈寶經和上清經。這是個了解早期道教經典的好機會。與索安那篇討論授籙的文章相比，我這項工作加了一個新內容，即說明北周武帝也受了籙。之前學界都說周武帝滅二教，認為道教和佛教遭受到了同樣的命摺５绻阒浪S後就制定了《無上秘要》，就會發現北周武帝只是在表面上滅二教，其實是在改造道教并將它當成國教。我由此開始對道教跟國家的正統，即天命的關係產生興趣。當時的學界普遍認為天命是儒家最基本的東西。可是我們從索安的研究，從北周武帝的例子來看就會明白這種認識完全是錯的，因為天命和道教同樣是分不開的。
差不多這個時候也有學者研究了唐朝的情況。彬仕礼（Charles D.Benn）在1977年完成了其博士論文《玄宗皇帝在位時期（712-755）作為意識形態的道教》。巴瑞特（Timothy H.Barrett）利用唐代道士張萬福的《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討論了唐代兩個公主的入道。這兩項研究都考察了唐朝道教與官方、國家的關係。法國學者蘇遠鳴（Michel Soymié,1924-2002）很早就注意到宋真宗和道教的關係，了解到宋真宗基本是模仿唐朝，推崇黃老，即在老子之前加上黃帝。1985年，我第一次去中國大陸。當時有個已經在上海待了兩年的德國人托馬斯·翰（Thomas Hahn）跟上海白雲觀很熟。他認識陳耀庭和陈莲笙。陳耀庭就建議我們去武當山，結果發現那邊不開放。不過，我們在武當山還是被嚇了一跳，因為到處都是永樂皇帝建的建築，相關的碑文都還在那裡。因此，我就去看了所有有關永樂皇帝的列傳和研究，發現這些文獻根本不講他跟道教的關係。這真是不可思議！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特別是王崗（Richard G.Wang）和梅林寶（Mark Meulenbeld）的研究都表明，明朝是最道教、最信道教、最依賴道教的一個朝代。而且，國家的道教這一次還脫離了祖先崇拜，因為其核心既不是黃帝也不是老子，而是真武大帝。真武是民間信仰中的元帥、武神，淵源於北極驅邪趕鬼的傳統。至此可知，唐、宋和明這三個漢人的朝代都對道教有著明顯的依賴，可以說是把道教當成國教。
1977年春天，施舟人請了他師兄、台南的陳榮盛道長來到巴黎，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上課。陳榮盛的課對我衝擊很大。我在之前的一年每週三都去施舟人家中，一起閱讀《老子中經》等道書。我看了所有跟內丹有關係的道書，如《悟真篇》和《黃庭經》等等。我那時對道教的煉丹等內在化的東西很感興趣，特別是《老子中經》。我覺得這個文本是最有趣的。因為裡面講到對太一的崇拜，而且王子喬也是拜太一的。從外界來看，漢武帝推崇太一，將它當做國家宗教。當時只有天子才能拜太一。可是，這個傳統來自山東的方士。後漢有關王子喬的碑文中能看到這一點。因此，太一是國家也是地方的道教最裡面的一個崇拜。至此，你就知道你不能把地方和國家拉得太遠。如果你不懂道教的這兩面，你絕對沒有辦法了解中國的歷史，更不可能了解中國的社會。
因此，我在巴黎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里就已經完全知道我在哈佛了解到的中國歷史不是中國歷史。後來，我認識到哈佛給我的中國歷史其實源於兩個貴族，即耶穌會和儒教。他們在明末共同建構了一個假的中國歷史，表達的是他們自己從上層角度出發的一種對歷史和社會的看法。這就是為什麼耶穌會的觀點後來在其內部會引起方濟各會士和多明我會士的爭論。多明我會的教士們接觸過中國社會中普通民眾的生活，尤其是當他們在福建福安的時候。他們沒有看到最上面的那些人的解釋，但看到了真正的祖先崇拜，知道民眾不只是紀念祖先而是崇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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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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