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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 李晓峰 陈珏
“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国形象的多样表述”、“重绘现代中国时间图像”……这些颇为新颖的有关民族文学的研究语汇，出现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大先新近出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中。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 究”的成果，该书提出了“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和价值。针对书中的一些新观点和思路，一些评论家也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本报记者日前邀请该书作者及另外两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大连民族学院教授李晓峰、杭州师范大学老师陈珏，围绕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 关系，就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史、当下研究现状、前沿话题以及未来理论趋势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记 者：“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这本书的核心观念，但是毋庸讳言，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文学学科中处于较弱势的地位。有学者说过，只有文学，哪有什么特别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对于这个问题，你们作为身处其中的研究者有何看法?
刘大先：这涉及到对于所谓“文学性”的认识，这种观念其实是把文学非历史化了。现代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文学教育作为特定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渠道是服务于现代民族或国家的创立和发展的。就文学教育本身而言，传承文学知识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 学批评。这些文学知识的生产因为起源的特殊性，在经历了因应国内外政治、社会、文化具体现实而进行的一系列摸索之后，在中国传统的道统、学统、政统与向欧 美及日本仿拟的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博弈之中，逐渐形成了以国族(中华民族)叙事为主导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更多将中国传统思想与知识规划进通约的世界 性文学话语之中，并且进而统一了文学的解释权。
在目前的教育格局上，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二级学科，集中于边疆与民族院校的文学教育体系之中。就像你所说的那位学者的观点：文学就是文学，哪有 什么少数民族不少数民族之分?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也就不存在国别文学了。既然现实的文学图景总是应对实际的社会文化区隔，那么少数民族作为既成的文化现 象，也就应当具有其合法性。
我希望厘析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生学根源。从当下文学现场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趋势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现象，如何对这些现象作出有学理性的解释，生产出具有中国本土气象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李晓峰：是的，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问题，作为现代性共有的症候，它同样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然而，其“中 国”的特性，是在19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性与中国近300年这一“长时段”的历史现代性的互动与对话中所自我定位的。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绝不是一 个只能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谈论的话题，或者可以说，只有在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史的视域中，才有可能观察到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 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既表现在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而最终又超越现代性理论自身的局 囿所获得的新知识视野，更表现在作者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交叉点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现状和未来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反思和建构。
陈 珏：我理解，这种锋芒所指绝不只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而是指向整个文学学科。作为差异性表述的少数民族文学，必须放入“现代中国”的复杂语境中进行考察。 刘大先谈到，“现代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文化概念。“现代中国”是转型的结果和必然进行的过程，内部包含多元混合的族群、文化、经济模式和复杂多样的 社会、政治因素。可以说，“现代中国”是一种动态变化中的、具有统摄意味的政治文化事实、思维认识范式、精神情感态度等多种维度结合的观念。作者在这里追 求的是一种“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以达到重建一种有关中国文化记忆的叙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较少有具有全局观念的理论之作，这有可能是缘于我 们的不自信，当然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少数民族文学内部具有多元复杂的成分，难以用某种单一视角或思维来进行规约。而将其放入到中国近现代政治与文化转型的脉 络中进行考察，则还原了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的复杂内涵。
记 者：结合整个民族文学的学术史来看，现在强调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现代中国”的范畴中进行考量，有何必要性?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刘大先：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自上世纪50年代初步确立，到如今已经有了60多年的学术积淀，从最初的族别文学史对于民族文学遗产和概况的整理描 述，到出现具体而微的地域性族群文学研究和作家个案批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虽然一直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位置，但也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特的批评视角和研究路 径。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文学生态中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与创作和翻 译齐头并进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与理论建设也开拓了新的格局。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一直停留在“自说自话”的阶段，这倒未必是 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积累与理论素养的问题，而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和认知框架的局限，即过于将少数民族文学静态化、文本化和孤立化，而对其与整个社会关 系网络的互动作用缺少自觉的关注，这就造成了研究的瓶颈。而随着文学现场的不断更新，是时候出现具有学术史深度、全球性广度和前沿性高度的著作了。我虽不 能至，但心向往之。所以我希望跳出既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封闭性的研究框架，进行跨学科的理论尝试。
李晓峰：我们的很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从业者”，所缺失的恰恰就是没有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中国问题”而与现代中国相关联。而即便是将中 国文学与现代中国相关联，也仅仅是在被抽象化了的“中华民族”的层面上。“现代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的另一面，即现代中国的国家性究竟是什么? 体现在哪些方面?还有哪些被遮蔽的特性未被我们关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流动性”，刘大先在过去的文章中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句来进行表 述，将这其中所包蕴的那些复杂的、叠加的、多维的特征综合起来，与主流文学一起，统摄、整合于中国文学乃至现代中国的框架之中。
陈 珏：这里我倒是可以提供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个案供参考，我曾经对他前后期的作品作过话语分析。我发现在1980年代他刚刚踏入文坛的时候，书写了很多 有关民族团结方面的主题，在1990年代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作家个体意识的树立。乌热尔图30多年来的创作走向显示了一种“认祖归宗”式的民族文化 认同，很具有代表性。这种动态的变化必须放入到整个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大转型之中才可能给予它一个明确的定位。刘大先在宏观层面上的理论思考，实际上对我本 人的具体研究也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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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 2013年10月18日13:41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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