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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林达尔]卡特里娜飓风传说:有权犯错、幸存者对幸存者的故事讲述和疗伤
  作者:[美]卡尔·林达尔(Carl Lindahl)   译者:游自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12 | 点击数:2031
 

  随着项目的进展,那样的自然反应,成为了许多小组互动的模型。帕特•贾斯帕开始筹划由食物担当社会粘合剂的诸多聚会。这些聚会极大地扩展了田野学校的影响力,因为会员带来亲戚和朋友,通过幸存者帮助彼此寻找新的资源、新的工作机会和来自故乡的新朋友而创造了更广阔的社交网络。这些聚会如此成功以至于贾斯帕在基金会界名声大噪,因为她告诉潜在的赞助者:“如果你真的想帮助幸存者,就把钱给我们,为他们举行聚会。”赞助者可能会笑,但他们并不表示轻蔑。我们最后一个最大的资助来自于美国德州湾区联合慈善总会(the United Way of the Texas Gulf Coast),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心理和行为健康的启动项目,我们的工作比他们赞助的其他诸多项目都更为成功。

  4.从不强迫讲故事。当与对方自由谈话时,学员遵守我们稍后阐释为核心项目规则的一项原则:受访者必须准备好并愿意讲故事。从不诱使、哄骗,或者强迫一个人分享风暴的故事。叙述的需要自愿出现,对于疗伤而言至为关键。一些心理健康专家警告我们说,让幸存者讲述风暴的故事,可能是有害的;然而,最密切指导我们的创伤专家强调说,讲故事的人会自行选择。他们会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讲述。只要我们不强迫,因诱导故事而引发伤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旦学员离开田野学校的局限,他们很快就学会,准备就绪是一切,而在休斯顿幸存者生活的脆弱语境下,这种就绪可能会迅速蒸发。有一位访谈者与一个女人约下六次访谈,她总是告诉她说(毫无疑问),她真的“很想讲”自己的故事,但是每当访谈者带着录音机到来时,这个女人就说:“我今天还不能讲。”轻轻迁就幸存者同胞的不适,是访谈过程必要的一部分。

  5.自愿,在你可以诱导的水平上。如果你自己没有准备好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你就没有准备好记录他人的故事。在培训过程中,每位参与者轮流坐在麦克风的两边,挨个访谈和被访。这个实践对于克服访谈者的诸多问题角色非常必要,这些问题角色包括访谈者会将访谈对象客体化,访谈者有优越感,或者访谈者向往一个“公正的世界”,由此拉开了与受访者的距离并将其客体化(参见Campbell,2002)。此外,那些仍然非常脆弱而无法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也最有可能经历“替代性的创伤(vicarious traumatization)”——在听其他人讲述创伤经历时——综合自己已有的痛苦(Bride,2004)。幸运的是,潜在的访谈者,同潜在的受访者一样,倾向于自我选择。有一些人一开始对访谈很感兴趣,于是申请了职位,但在听完我们描述田野学校的方法之后,就退出了;这些人中有一些在觉得自己做好准备去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时候,又回来了,然后就接着做访谈者的工作。

  即使是最有热情的访谈者有时候也需要在田野中稍作休整。起初我们估计每个访谈需要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我们假定面试者在每周的工作时间可以准备、进行和后期处理(写日志和做部分誊录)五个访谈。但实际上,没有学员可以工作那么快。影响进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很多潜在的被访者倾向于推迟他们的访谈。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部分饱含高度情绪化的特质。每个访谈者都觉得在进行完一个特别困难的访谈之后,有必要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很快懂得,成功在于灵活;访谈者最清楚什么时候适合工作,什么时候最好等待并积蓄力量。最后,所有的访谈者都报告说,他们投入在访谈中的感情不仅为自己疗了伤,也为受访者疗了伤。

  实际上,准备好讲故事和准备好听故事对健康而言往往不谋而合。急于讲故事的访谈者一般也急于听故事。当询问我们的一位学员,为什么她会注册成为访谈者并迅速成为项目最好的一位倾听者时,她说,“我不想再不去讲我的故事。”

  6.创造一个厨房的餐桌环境。从过去到现在,引导出叙事仍然是对团队最大的挑战。我们田野学校的谚语是:“讲故事远远比记录容易”,这句谚语一次又一次地被证实。期望中的结果,可能在一半的录音中都成功了,就是一个“厨房餐桌”故事,其强调表演胜于信息,以便记录讲述者的主观真实,并在这个过程中借鉴幸存者社区的传统口头交流和治疗策略。学员本能地认识到,并实实在在地重视,我们所寻求的东西。但是接着,我们又不得不将情形复杂化,说出达成这种效果的一些话:

  坐在厨房餐桌对面,你正面对着同你共享一段深刻人生变故的人。你觉得跟这个人立刻有一种直接的联系;那个人觉得跟你立刻有一种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个厨房餐桌上凌乱地摆着危及那种联系的东西。会有一个录音机和一个麦克风,你会戴着耳机;当你安置麦克、测试声音、监控室内环境噪音的时候,讲故事的人和你都有可能会感到至少有点紧张。接着,在你开始访谈之前,你必须对着主人阅读长长的用法律术语表述的“知情同意书”表格,然后要求讲故事人的签字。幸存者同胞近期有无数痛苦的经历去签署很少为他们带来好处的诸多政府表格,对他们而言,文书工作不仅仅只是带来不便——很可能是不安。

  而这仅仅是开始,因为你使主人的餐桌变得凌乱,同时又在清理它,以便把一个困难的、人造的情形变成一种亲密的境况。当你鼓励叙述者放松并找到他们自然的声音时,你必须要监控录音的声音质量问题。你尽一切可能让讲故事的人做回自己,与此同时你必须是三个人:坐在餐桌对面的朋友,监控声音的技术人员,还有用心记忆和构思问题的评价者,问题是在故事快要讲完之后提出来的。

  当讲述者和访谈者克服技术和法律的障碍进入到厨房餐桌的境况,他们就可以深度挖掘幸存者经历的维度,而这很少可以通过其他记录技术手段来实现。

  7.真正做到悉心的聆听。训练环节集中关注的是访谈者将自身转变成聆听者的诸多方式,通过将叙述的控制权交给麦克另一边的人。其基本思路是“悉心聆听,但从不强行要求。”口述历史的方法通常喜欢“直接的”访谈,其中访谈者设定叙事议程。在这里,思路是让访谈者示意,通过有意的聆听,愿意让叙述者引导谈话的方向。口述历史的方法论也教导访谈者诱导受访者去解释任何未来听众可能不清楚的参考信息;相反地,访谈幸存者的典范是从不打断对方。虽然她可能会觉得有必要跳进来补充缺失的信息,但是她必须让讲故事的人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在早期田野学校的一个实践访谈中,叙述者在生动地描述在卡特里娜飓风登陆的早晨她怎样忽然醒来,感觉到大水朝她涌来;然后她用手做了一个手势,指着她的身体说,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水“升到这里”。接着,访谈者就打断她,为了不在场的听众考虑,问道:“你是说,水升到你的腰部?”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就停下来回答了问题,并接着回到她的叙述,但是我们警告访谈者和她的学员同学不要为了获取事实信息而冒险去毁掉一个故事,而是要在记录访谈的时候标注上手势。在访谈结束的时候,访谈者可以要求解释,或补充缺失的细节,但是因为“故事比信息要难以获取,”她应该一直把发言权交给讲故事的人。

  8.坚持实实在在的东西。一旦讲述者开始讲故事,访谈者必须允许他们选择自己舒服的状态。访谈者请求得到故事——“接着发生了什么?”——避免诱导情感和诠释。

  诸如“那让你觉得怎么样?”或者“那对你意味着什么?”之类的问题是先发制人。叙述者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表达情感和做出诠释。访谈者向叙述者阅读的知情同意书为叙述者提供了控制感情的途径:“讨论您的经历可能会产生一些感情压力或不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访谈”(SKRH 2007B:7)。对于是否进入好的感情状态去进行表述,叙述者往往对此直言不讳。一位叙述者在即将开始录音的时候就告诉访谈者莎丽•斯马瑟斯(Shari Smothers):“我会从头哭到尾,但是不要关了机器。”其他的叙述者发现自己意外地被强烈的感情侵袭。莎丽•斯马瑟斯谈及她记录的叙述者时说:“我并不感到惊讶,他们会在特定的时候哭,但是我惊讶于他们忽然浮出水面的情绪。”一位叙述者在描述风暴来袭之前他所在的新奥尔良街区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子时,忽然感情失控开始痛哭,因为他开始想起过去每天都会在街上遇到的那些人,很多人的名字,他从来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见到他们了。每当叙述者感情失控,访谈者都会提出停止或暂停录音;但是没有叙述者因为感情原因而中断访谈,极少会有叙述者要求暂停录音。

  我们尽力强化“保持实实在在”的原则,但是对一些学员而言,赋予叙述者权利的要领和厨房餐桌的要领会发生冲突。在学员中有几个人是业余传教士;其中一位很难不去反复地问:“你感觉怎么样?”另一位忍不住插嘴说出鼓励或赞美的话。每一位传教士都只是简单地实践他自己陈旧的厨房餐桌聆听风格。这两种风格在其他语境下都很有价值,但是二者都不能激发受访者叙事权利的意识。

  9.如果叙述者的角度对你的构成暴力威胁,请自行撤退。培训的一个方面比我所担心的要极度简单得多。我们对学员强调说,有许多潜在的叙述者,他们的记忆和看法与学员们的会截然相反。一位访谈者很容易就发现自己正鼓励一个陌生人讲述与自己经历相悖的故事。例如,很多从阿斯托洛圆顶运动场地狱般的生活幸存下来的人现身发誓说,被撤离的同胞并没有为任何人制造麻烦,但是国家警卫队侮辱并虐待了他们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停留在同一地点的其他人现身并深信,国家警卫队保护他们免于忍受邪恶的幸存者同胞的欺负。我们告诉学员:“如果你的叙述者持有的信念与你的相违背,不要勉强自己去访谈她。我们可以找其他人记录它。”然而,我不记得有任何实例需要使用这个警告。访谈者虔诚地聆听与他们经历相冲突的故事,就像聆听与他们经历一致的故事一样。允许他们超越自己信念的原则是靠共享的隔离经历的力量:当终于找到愿意倾听的耳朵时,那些觉得失声的人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倾听者——或者出类拔萃的叙述者。这是幸存者的普遍状况,这让他们不仅成为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去进行如此深度的记录。创伤专家证实了我们已经从民俗学田野作业中知道的事情:身为局外人的专家,尽管他们受过训练,并且意图很好,但是他们常常拉开了与叙述者之间的感情距离而使得叙述者觉得被评判,于是去重新创造故事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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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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