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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者何？戏也。”（李调元《剧话》）从民俗学角度研究戏剧之所以必然，盖在从某种程度上讲，戏剧这种大众游戏式的娱乐活动，本来亦当归属民俗范畴。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其孜孜用力的上古史研究中屡屡涉及神话传说，他也是一位卓有贡献的神话学家、民俗学家。1925年在《答李玄伯先生》中，他谈到自己研究古史所做的工作即说：“（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18）不仅如此，在古史研究上不肯轻信盲从而执意辨伪存真的顾先生，还坦言自己从民俗学中直接得到过方法论的启示。且听他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中所言：“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19）也就是说，正是现实中活态存在的戏剧、歌谣之类“民俗”使他获得了看待古史的“一种新的眼光”，正如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言及自己在京读书时迷上看戏的经历时说：“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明确地讲，“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辨论古史而明白承受”，也就是“曾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古史研究的方法”。其实，看看当年顾先生主持下的“孟姜女研究”，也就不难明白他诚心诚意讲出的这番话。
这位史学家因戏剧、歌谣等民俗“触机”所获得的“民俗学的意味”或“学问上的收获”究竟有哪些呢？有研究者为其作了三点总结：“1、‘变迁的格局’。《自序》中说他在民国二年考取北大‘豫科’之后的两年多看戏的时期，‘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2、‘角色的眼光’。戏园中有楹联写到：‘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这是指戏曲中的角色不同于人生实相，它是类型化的。《自序》说：‘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他于1924年所撰《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就是以‘角色的眼光’分析古史的范例。3、‘无稽的法则’。《自序》中说这些戏剧故事‘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这些法则，他随意列举的有：‘作者的预期’、‘无意的讹变’、‘形式的限制’、‘点缀的过分’、‘来历的异统’等等。”（20）值得注意的是，“看戏”不但有助于顾颉刚的史学成就，也促成了他平等看待民间文艺的学术理念，如其《自序》所言，“要是我到北京后不看两年戏，我也不会对于民间的传说得到一个大体的领略。”我们知道，起初顾颉刚是以“读书人家”、“世家子弟”自命的，对市井间说书唱曲之类颇为不屑，正是到了京城，成了戏迷，才使他“抑制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思想接近”，改变了他对民间文艺的态度。这位学者的经历表明，不但从民俗角度考察戏曲是理所当然的学术课题，而且从戏曲、歌谣等俗文学角度去审视其它学科，也会在治学上别有所得。
（三）
从民俗学角度研究中华戏曲，有着相当的学术魅力，是研究者可以多有作为的场域。最近，几位中、日戏剧研究者之间有场争论，其中涉及民俗学与中国戏剧研究的话题。日方学者批评那种仅仅从文献到文献的戏剧研究路子，肯定了民俗学、人类学的观念、方法等对中国戏剧研究史的重要意义，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该学者在文章中说中国本身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大学教授们在“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集中于文献，而忽视或回避民俗学、人类学及基层社会的研究”，尽管有触及昔日学界弊病之处，但由此进而断言“中国的‘中国学’学者不喜欢人类学”、“拒绝人类学”，认为中国学者不关心国外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新进展，则未免言重了。因此，在中方学者的回应中，又指出其说法失于客观，有以偏概全之嫌。（21）
民俗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登陆已近百年，随后尽管也经历周折，但关于民俗学对中国戏剧研究的重要性，本土学人的认识其实在不断拓展与深化（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相关著作的推出可以为证。从香港学者何贵初所编《金元文学研究论著目录》（香港：文星图书有限公司，2002）中可以看到，所列书目有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谭达先《民间文学与元杂剧》（台北：学生书局，1994）、翁敏华《中国戏剧与民俗》（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以及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等等。此外，叶大兵的《中国百戏史话》（1985）、叶涛的《中国京剧习俗》（1994）、常人春和张卫东的《喜庆堂会》（2001）、刘祯的《民间戏剧与戏曲史学论》（2005）、王廷信的《昆曲与民俗文化》（2005）、段明和胡天成的《巴渝民俗戏剧研究》（2006），还有《民俗与戏剧——首届川剧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1993）、《戏曲•民俗•徽文化论集》（2004）等，亦为行内人所知。2004年出版的《中国戏曲观众学》在论述“特殊戏曲的审美”时列出“民俗戏曲审美”，并说：“民俗戏曲从总体上看是戏曲与民俗仪式的统一，而不同的民俗戏曲又有些区别。有的具有很强的仪式性，是仪式戏曲；有的是比较古老的戏曲样式，是一种过时的戏曲；有的是与现代戏曲样式接近的戏曲。而观众观赏也是参与仪式的心理与审美心理的统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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