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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大学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在抗战前期曾经对于贵州民族进行多次调查。1939年2月，大夏大学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是年春，受内政部委托，经过初步调查后，派员分别赴安顺、定番、炉山(今凯里)等处实地调查，历时8个月，根据部定调查要点，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3种调查结果呈报，每种约20万字，内容翔实。1939年初，贵州省教育厅民俗研究会委托该部搜集各县苗、彝族等族群民俗资料，该部成员分赴各地搜集资料半年余，汇齐后缴送民俗研究会。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大夏社会研究部受民政厅委托，派出两名助理研究员随团分别赴东西两路边远各县苗、彝族等少数民族区域调查社会状况，为期5个月，写出报告呈送民政厅。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如贵阳城区劳工概况调查、贵阳“二四”灾情调查等，“同时于学理上之研究，亦未敢忽略”[27]。1940年，岑家梧在吴泽霖离校后，担任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任，和陈国钧等继续对于贵州民族进行调查。其间，岑家梧曾到黔东南荔波水族地区作实地调查。
中山大学的民族学家在抗战期间也进行了一些民族学调查。在云南徵江时，利用靠近边疆少数民族的便利条件，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生经常结队到附近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当地语言、歌谣、风俗习惯等材料，曾以半年时间对大凉山夷(彝)民进行调查，并整理资料出版。当由云南向广东转移时，他们又于1940年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文史、教育等情况。[28]1941年，经顾颉刚协助，留在西南的江应樑筹得经费，到四川马边、雷波和云南彝族地区调查，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29]。
1938年，赈济委员会约请几所大学的学者组织滇西考察团，目的在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拟在此建立一个移民区，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樑等民族学、社会学家参加。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习俗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在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大部分篇幅。同年冬天，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及迤南一带傣族地区社会状况，事后，调查者之一姚荷生写成《水摆夷风土记》，记载了当地傣、哈尼、拉祜、佤等族风俗，但存在曲解和滥发议论之处。
教育部在1939年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团长郭莲峰，另有7名团员，分为教育、社会、自然3组。到昆明后分为两队，迤西队考察滇缅边境的腾冲、南坎一带，然后经贵筑抵桂林，迤南队沿滇越路至蒙自、石屏、河口，到安南、劳开等地考察，然后经马关、文山、富宁、百色抵桂林。两队汇合后，再往瑶山考察，足迹几遍西南，前后历时8月，整理出数十万言的报告。[30]
1939年，中英管理庚款委员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方壮猷为该组专家，其中有社会组，包括社会、历史、考古、教育等方面内容。拟分为3期进行。第1期以嘉定为中心，考察雷波、马边、屏山、峨边、西昌、盐边一带，而后，沿公路考察雅安、洪雅、天全、泸定、康定，时间为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第2期以康定为中心，考察康定以西、以南及西北各地，以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为期;第3期考察松番、理番、茂懋、武平、灌县，时间是一个半月至两个月。[31]因“粮食缺乏，物价奇昂”，预算“不敷甚钜”，实际进行仅3个月。[32]
四川省政府于1940年夏组织四川边区施教团，柯象峰、徐益棠任正副团长，率张云波等20余人，深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除进行医疗、宣传外，对于当地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古迹名胜、经济物产作了调查，徐益棠专注于小凉山彝族的民族学考察，张云波兴趣在彝族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考察研究成果汇成《雷马屏峨纪略》，翌年7月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出版。[33]
1944年，因雷波彝汉冲突，在派出军队弹压的同时，也组织了由方壮猷领衔的边区文化教育考察团随军前往。调查除了解少数民族的一般情况外，尤其注意凉山彝族系谱的研究[32]。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在抗战时期对西南地区的调查涉及川西、西康、云南等省，根据调查先后发表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1)、《昌都调查报告》(1942)、《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中甸调查报告》(1945)等成果。
当时，一些机构还组织了旅行团的考察活动。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组织了康昌(今四川西部至西藏东部地区)旅行团和青康(今四川西部至青海)旅行团。
由政府机构或其他团体组织的考察活动以政治目的为主，侧重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中的各种问题。如行政院组织的康昌旅行团以“考察民生状况、促进经济建设为宗旨，主要任务在考察宁属各地富源，俾作开发之计划”;青康旅行团“任务为考察青康之富源及政情”[34]。而对民族学所重视的民族文化各方面的考察，除个别专家之外，一般较为简略，而且多就事论事，记录所见所闻，在文化记录方面不够全面系统，很少进行文化分析研究。
梁瓯第于1939年由中英管理庚款委员会派遣，考察四川、西康社会及教育。当年10月至西昌，“冒险涉足川康滇边境大小凉山区域，经昭觉而至雷波，历时月余”，与彝族同胞同居同处。出山后，他撰写了《川康边民之社会及其教育》，约20万字，交中英管理庚款委员会会出版，以后又写了若干论文和《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一书[35]。
滇、缅铁路工程局秘书陈碧笙对已设计好的铁路沿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研究了历史上的滇、缅关系，著成《边政论丛》第一集，于1940年由战国策书社在昆明出版。
毛筠如曾筹建并任教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夷生班，以后又担任凉山行政督察专员。他在1935至1942年间曾在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进行宣抚工作，注意观察和记录，先后编著和出版了《马边纪实》、《雷马屏峨纪略》、《雷马屏峨夷务鸟瞰》(与康兴壁合著)、《大小凉山之夷族》等。[36]
担任军政职务的彝族土司岭光电根据所了解的凉山彝族各方面情形，著有《倮情述论》，收入作者1938-1942年间撰写的22篇文章，介绍了彝区的人文地理、彝族历史与文化，对认识彝族文化的若干内容和改革发展彝族地区的步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7]早年进行过青海藏族考察的庄学本在抗战时担任西康省政府参议，继续对西部地区民族的考察，又写成《西康夷族考察报告》，于1941年出版。
这些官员的考察以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为宗旨，根据考察，提出了一些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议。也有一些看法值得从事学术研究者注意。如梁瓯第在谈及凉山考察的收获和教训时指出：研究应与应用相适应，学术即是应用，在“抗战建国”的时代，不需要学究式的研究，要求学者和社会合作，把研究各民族的成果用之于开发各族，这样才有价值，才不浪费。[35]
教育部于1941年组织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由边疆教育会秘书王文萱任团长，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江苏医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等校的教员10人，学生47人参加。调查分为两队：一为川西队，历时两月，行程1300余里，赴川西黑水、杂谷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一为西康队，以越西、冕宁为中心进行考察。同时，教育部蒙藏教育司主持对川西的考察，派人会同四川巡回施教队赴松潘，以边疆文化为第一项内容，出黄胜关至草地调查，出版有十余万字的《川西调查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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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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