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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
  作者:王建民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9-09 | 点击数:22549
 

  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编辑员陶云逵、技术员赵至诚、勇士衡赴云南进行滇缅边界未定界地区民族调查。凌纯声、勇士衡为一路,主要在南至河口、麻栗坡、蒙自、金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区调查,任务是考察边疆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陶云逵、赵至诚为另一路,调查区域为东南至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越、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任务为考察边疆人种及语言。调查对象包括摆夷(傣族)、摩些(纳西族)、倮罗(彝族)、倮黑(拉祜族)、傈僳、阿佧(哈尼族)、扑喇(彝族支系)、山头(景颇族)、崩龙(德昂族)、佧喇、佧佤(佤族)等。调查注意采用当时已有的先进仪器设备和手段进行田野调查,以便更为全面地搜集资料。两组调查者都携带一些进口设备,凌纯声等携带有电影摄影机、照相机、测高仪等;陶云逵等则准备了人体、面部、头部测量尺、眼色表、皮色表、发色表、照相机、录音机等。调查时间也比较长,凌纯声至1936年6月才回到南京。[10]1936年至1937年,勇士衡又进行了补充调查。在调查基础上,研究者们还开展了各自感兴趣的专题研究。如凌纯声进行滇缅边界卡瓦山的佤族研究,并与芮逸夫合作进行滇缅南段未定界内之民族研究;陶云逵进行碧罗雪山傈僳族文化、傣族体质、生育婚丧等研究;芮逸夫进行云南拉祜族经济生活、记傈僳语音兼论所谓傈僳文等项研究。[11]

  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葛维汉教授对四川等地苗族和羌族等民族有较多研究,也到西南诸民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抗战前重点调查区域及其族群有川南苗族和川西羌民。1936年四川大学教授胡鉴民对川西理番、汶川一带羌族进行了调查。

  1936年至1937年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马长寿等人对四川雷波、美姑、竹核、昭觉等地彝族和茂县、汶县、理县、松潘等地羌族、藏族等进行实地调查,除了解文化各方面情况外,还设法收集了许多实物资料。

  1934年春,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雷马峨屏考察团,自1934年5月至11月,到大小凉山地区进行以生物(包括植物与动物)、地质方面为主的调查,但也包括“夷务调查”。其报告《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也对彝族社会阶层、生活、语言文字、历法、分布状况及对彝族地区的统治方略等情况作了描述。[12]

  1935年,民族史家、历史学家方国瑜参加了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调查,对滇西进行实地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次年回到昆明后在云南大学任教,据此次调查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和《界务交涉纪要》等著作。[13]

  在云南车里(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聚居区生活的李拂一对当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并写成了全面介绍当地情况的《车里》一书,于193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10章“民俗”包括11个部分,详述了饮食、衣饰、房屋、婚姻、丧葬、生计、养育、蓄发、纹身、染齿、穿耳、天足、医药、岁时、姓名、集市等方面的情况;第6章“民族”、第9章“宗教”、第11章“政治”等也都记述了不少傣族和周围其他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

  彝族军官曲木藏尧自幼生活在彝区,熟悉本民族文化,到外地学习后,又回到彝区生活、工作。他系统地考察了彝族的生活、风俗、社会组织、文化、物产等方面的内容,编成《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于1933年由南京拔提书店出版。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还包括当时被人们视为“探险”的一些考察活动。1934年春,庄学本对于四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地区的藏族和羌族进行调查,历经艰险,前后历时6个月。[14]

  20世纪前半期中国西南人类学发展巅峰时期的到来和抗日战争的爆发有关。由于日军占领东北、华北和华东大部,进逼华中,许多原来设在东部和中部的人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被迫迁到西南,以往未被人们重视的这块地方成为抗战大后方,西南地区人类学田野工作也随之呈现出蓬勃之势。

  抗战开始以后,1938年,吴文藻在云南大学创建社会学系,1939年又在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下,建立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④,1940年费孝通接任站长。1938年,方国瑜在云南大学建立“西南文化研究室”,创办《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西南文化研究丛书。民族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云南大学蓬勃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镇。抗战时期云南的另外一个人类学学术重镇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于1938年2月迁到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也迁到这里。燕京大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夏迁至成都。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学会曾委托在成都的会员处理日常事务,当时,这里出版的有关民族和边疆期刊杂志最多,居住的民族学家最集中,学术活动最活跃。华西坝成为成都的民族学研究中心,甚至被视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社会教研室的《边疆研究通讯》、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的《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等杂志都在这里出版。

  中央大学于1938年迁到重庆,1944年建立边政学系,除一般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课程外,主要探讨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中山文化教育馆、乡村建设学院等机构也在战时迁到重庆。同时,还有吴文藻、凌纯声、黄文山、吴景超等一批从政的民族学家在重庆任职,对当地人类学活动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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