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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指我们能够在事物的表面之下发现某些模式或连贯性。但若确切地说，它是一些学者在神话研究以及其它许多领域加以运用的一种假设。作为一种方法，结构主义比任何现象学的方法都简单。这种简单性寓于结构方面，因为结构主义者认为，研究表象(资料)中的结构，可以揭示支撑表象的东西。同时，结构主义者也研究现象。认为它对于建立连贯性是极为重要的。结构主义方法与现象学的方法不同，它更强调理解过程本身，更关心认知的主体与被认知的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讲到结构主义，自然首先要提到列维-斯特劳斯①，他在一段时间里红极一时，在法国，他甚至被戏剧性地称作教皇。这是为什么呢?早在人类学开创之际，其开山鼻祖E·泰勒就曾提出，可以对神话进行科学的考察，其途径是实证科学的方法和原则。泰勒认为“精神规律的明显一致性”适用于不同区域的神话，而且确信神话可能“比历史更富有一致性”。然而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学家们往往是在一个或几个部落里住上2、3年，然后写一篇记述性质的调查报告;而语言学家们尽管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研究的重点大多是语言的“外壳”。因而百多年来，泰勒的预言始终是人类学家的梦想，分散的记述性调查报告(其中有大量的神话资料)尽管浩如烟海，但由于缺乏理性的分析，一直难以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
恰恰在这个时候，列维-斯特劳斯不仅把理性主义的大旗牢固地竖立在人类学领域中，而且使这门学科迎头赶上了时代--运用最新式的科学研究手段:电子计算机。这怎么能不令人欢欣鼓舞!
列维-斯特劳斯的出发点是“任何分类对于混乱都是一剂良药”。他的结构分类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是该神话的功能，其次是表明人类思维具有一种体系化的功能，它既作用于我们，也作用于南美的原始部落。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人类有二种认知事物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新石器时代形成的，它以高度发达的具体意义为特征;第二种方法是在现代科学世界完善的，它以发达的抽象推理意义为特征。尽管这二种认知方法发达于不同的时代，但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共同基础，都具有“现实的认识-物质-思维本身”的结构。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分析研究主要是运用二元对立的原则，如母-女，长-幼，天-地，高-低，水陆，渔-猎，揭示神话的结构，从而展现出神话事件在纵横二方面演化的脉胳。与此同时，列维-斯特劳斯不是孤立地解析神话的内在结构，而是将神话的内容与结构同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内容与结构联系起来。这就不仅展现出神话的思维法则，而且还揭示出神话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功能。
除了列维-斯特劳斯之外，还有其他几位结构主义者在神话研究方面较有建树。其中之一是在时间上早于列维-斯特劳斯的J·德琼格①。德琼格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喜欢用“文化系统”一词，而没有用“结构”一词，似乎是为了在意义上有更广泛的视野。德琼格所发展的二元论理论比列维-斯特劳斯要早，他曾着力探讨了同一个神话人物(如美洲印第安人中的作恶精灵，古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同时性的神话对立(如既是恩人又是傻瓜)。德琼格的弟子G·W·洛赫尔和G·J·赫尔德，通过研究夸扣特尔人和《摩诃婆罗多》，揭示出氏族的二元特征。范巴尔在1971年出版了《象征与交流》一书，他虽然赞赏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但也充分意识到诸如二元对立这类简单的和纯粹的概念分析，永远不能穷尽人类社会或人类行为中真正而又富于活力的形式。
六 历史方法的新发展
神话的历史探讨如同历史研究中的其它探讨一样，基本上是着眼于变化问题的。神话的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地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的氛围里表现出来的。这一点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但在神话研究领域里，却是一种新发展。因为现代神话研究主要得益于人类学家，而人类学家对变化问题的关注，只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才逐渐形成一股潮流。在这一方面，Th·P·范巴伦②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提醒人们在研究神话时要注意到神话的灵活性神话在无文字的社会里(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这种社会是静止的)，比在有文字的社会里更易变化。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宗教的表现与世俗化，并非象大多数理论家所认为的是互为反比的，因为在神话里，这二者不是呈反比的关系，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亦即神化与世俗化乃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二个方面。
在神话领域中，从事历史研究的首要人物是R·贝塔佐尼①。他编辑了一部迄今最好的神话论集(《神话故事》1948-1959)，号称囊括整个世界:第1卷是非洲和澳洲，第2卷为大洋洲，第3卷是北美，第4卷是中美洲和南美洲。有人说这部巨著的价值在于它把现今世界所能找到的“原始”社会的神话都收集起来了，但在东方学者看来，这部书在亚洲神话方面的“空白”是最大的遗憾。在这一巨著的前言里，贝塔佐尼提出，神话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虚假的故事传说由于可以“编纂”或杜撰，因此可能是无限的。
贝塔佐尼具有敢于论及极大范围论题的勇气。从原则上说，所有从事神话研究的学者，无不承认广泛涉猎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真正能够达此境界者凤毛麟角，因为相当的困难。这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心血，而且需要宏观的把握能力。在实际的运作当中，必须把专业研究与大范围的比较结合起来才能得到贴切的理解。这一切都令人望而却步，许多人宁愿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较小的圈子里以求稳妥。贝塔佐尼广阔地探讨神话的勇气不仅展现出他有一种大将风度，而且他坚持不懈地在自己的著述中要不断有新创见的努力，也令学术界钦佩不已。
贝塔佐尼的气质和胆量，使他的研究成果不同于琐碎的论证，他总是把具体问题放在宏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从而使人们已经相当熟知的一些问题，展示出新意。比如被兰格和施密特反复论证过的一神论起源问题，贝塔佐尼通过神话研究第一次说明了一神教从无到有的具体历史背景，展示了畜牧文化对一神教的孕育作用，从而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在探讨希腊宗教这个反复被历代学者探讨的问题时，贝塔佐尼也是首创性地在地中海文化之外，探讨了印欧文化对希腊宗教与神话的影响。
贝塔佐尼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地有许多子弟和追随者，形成了所谓“意大利群体”。但在这一群体之外，还有一位不是师承维柯与克罗齐的衣钵，而是深受杜尔凯姆影响的法国学者G·杜美兹尔②。他的贡献在于把一种新的生命力注入几乎已经变成化石的印欧语言研究。杜美兹尔的著述大部分是考察出现在古代罗马，印度，日耳曼，爱尔兰，以及早期印欧世界其它地区传说中的神话结构。他的一些基本观点通过他自己明确概括的三重意识形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被当作适于人类学的方法而倍受欢迎。
杜美兹尔的核心论点是，古代的印欧作品中蕴含着三重社会:第一层是精神的领袖(如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第二层是武士或贵族，他们的作用是保卫社会(如印度的刹帝利);第三层是农民和其他生产者，他们的任务是保障整个社会的供给(如印度的吠舍)。神话显示了地上赖以建立三重制度的天上范本，在许多古老的印度经典里，传说密陀罗与伐楼那住在最高的天层，即君主的层次里;因陀罗(神圣的武士-国王)住在第二层;双马童(神圣的双生子，他们具有造福与保障健康的能力)则住在第三层上。杜美兹尔在浩瀚的文献中辛勤耕耘，逐字逐句地分析，展现了诸如此类的相互关联。尽管他也受到许多批评，但在多数学者看来，他的主要著作和思想精华肯定会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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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 2009年12月29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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