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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强调，孔子是集大成者。他继承古代的传统。清华简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反映儒学集中了两千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历史积淀。
在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一行在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就是特别强调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多地区、多民族的文明。这点过去没有注意到。考古工作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中原地区，从安阳的发掘做起，一直没有出华夏这个圈子。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田野工作大量开展，才逐渐地认识到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是由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共同缔造的。我们的文明，本来就是一个多因素多源、多线的发展。
我认为我们的考古学和古史研究很多年以来恐怕有一个很错误的观点，就是总以为我们这个古代文明是孤立的。这妨碍了我们将自己古代的文明放在全世界的文明史和考古学的背景里面，进行系统的考虑，没有能和世界文明对接起来。中国的文明是独立起源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说和其他文明毫无关系。举一个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在英国剑桥看他们收藏的甲骨文，我就挑出一块来，当时我想，这块很特别啊，一看就不同，武丁时候的，刻有文的。我把它送到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院，请他们专门研究龟类的专家做鉴定。鉴定的结果就是，这种龟在历史时期，只能在缅甸以南。所以说中国古代文明自古以来就和外国文明有所接触，有所对话。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从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西方是由一个上帝，唯一的神来创造万物，中国不是。中国是“和实生物”。怎么样“和实生物”?“先王以金木水火土杂以成百物”。所以中国从古以来，从思维上就有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维方式。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讲和。《国语·郑语》讲“以他平他谓之和”。具体说，第一，文明对话之间，“他”与“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金木水火土天地男女各种因素，都是互相尊重的关系。第二，“他”与“他”之间，应该排除先在的成见或者偏见，要用一种清净的心，来对待其他文明。第三，“以他平他谓之和”，这个“和”其实是达到一个目标：“合作”。
各文明、国家、宗教之间，应该有个“合作”。具体讲，一是“和生”，我们人和自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应该是和生的。第二点就是“和处”，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共处。第三点就是“和立”，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独立。第四点就是“和达”。自己发达了，也该让别人发达起来。第五点就是“和爱”。我想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的。基督教讲博爱，佛教讲慈悲，伊斯兰教译作中“安拉”爱着草木也爱着人类，儒家讲“泛爱众”，都讲爱。所以各个宗教间是可以互相融通的。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系教授)：我发言的题目叫“让当代温和主义流行起来”，副标题是“孔子能为世界提供什么”。
世界上有众多宗教文化和人文学说，就其多数而言，其经典宗旨都追求真善美，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为什么人类一直冲突不断，甚至相互残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端主义观念在作祟。很多例证表明，信仰和主义一旦被极端化，就会走向反面，被代表特定集团利益的政治势力所利用，成为破坏文明的工具。历史上有两种思想对今天极端主义产生深刻影响：一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奉信“基督以外无拯救”，以救世主在人间的唯一代表自居;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然选择搬到社会，奉信弱肉强食、强者为王。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点就是唯我独尊、唯我独重，强烈排他。后来的各种极端主义大都源于此：自己是最优秀的，代表唯一真理，他人都在我的脚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极端主义已成为当代人类一大公害。因此从思想上挖掘极端主义的根源，揭露极端主义的危害，反思人类文明的得失，寻找未来文明的出路，就成为今天人类的共同课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正在深刻反省，并从孔子那里吸取智慧。
儒家文明的最大特点之一，我认为，就是从创建之始便种下了温和主义的基因，孔子乃是温和主义的始祖。这种温和主义的哲学便是中和之道。用现代的语言说：中是顺乎时代，合乎民心，不偏不党;和是尊重差异，协调关系，和谐共处。与“中”相反的是偏激、守旧、诡异，与“和”相反的是对抗、驯人、独尊。中和之道背后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心人、帮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人、体谅人)，忠恕是仁爱的两个方面。有了忠恕之道就容易致中和，不偏倚、求协调，乃是体仁、行仁之道。
当今时代，人类已经成为真正的地球村村民，成为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一家独尊、崇尚斗争都已过时，温和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孔子和儒学的中和之道的精神会大放光彩。
文明对话要注重文化渊源的探寻
王志民(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不同文明之间差异的比较，有两个方面尤显重要：其一，要放在同一历史的断面。这样，其相互的联系及差异性才有显现的基础和着力点。我们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对轴心时代不同文明比较与联系中，会受到很好的启迪。
二是文明的对话要注重文化渊源的探寻。就儒学而言，这对于把握其文化形态的特质至关重要。孔子思想的形成从大的方面讲，一是历史文化渊源;二是区域文化生态的渊源，二者又是有密切联系的。集三代文化之成的周文化，应是孔子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而周之“礼乐”文明，实则由周公创制与发展。而鲁国为周公之封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鲁国集周文化之大成，获得了“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的称誉。从这样一个具体的文化生态，来理解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儒家文化的产生，就会找到一个深入解读的切入点。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区域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孔子思想的形成，从地域上讲，是以吸收齐、鲁为代表的夷夏文化的融合。
尽管我们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去探讨儒家形成的根源，但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从一开始即是中国早期文明精华的集聚，由此来理解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并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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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0-05-31 05: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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