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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左传》叙事的“视角”
故事的内容即情节有了，怎样讲也确定了，就产生一个由谁来讲的问题，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来讲，关系到看这个故事的视角，视角不同，所见的也就不同。视角的叙事特征通常是由人称来决定的。《左传》的叙事视角有什么特点呢?
当然，按照一般的叙事学理论，立刻就会说《左传》是按照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叙述的。这当然没有错。问题是《左传》的第三人称视角与别的叙事文学的第三人称视角又有何不同。《左传》叙述人是史官，其叙述视角是史官的视角。《左传》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过的左丘明，众说纷纭。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史官，编写历史就是这些史官的任务。《左传》是根据《春秋经》编写的，肯定是当时鲁国的史官的作品。在《左传》中经常出现“不书，不以告也”。原来，鲁国史官所写的历史，是由各诸侯国通报而来，如果事情发生了，别的诸侯国没有通报，并不了解情况，就只能“不书”了。这些地方明显地说明《左传》作者是鲁国史官。
史官的叙述视角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史官的口吻问题。这种口吻使叙述处于“真”与“幻”之间。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史书虽然力图给我们造成一种客观记载的感觉，但实际上不外乎一种美学上的幻觉，是用各种人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拟客观’效果。”[10] (P15)《左传》的叙事人是史官，用史官的口吻来叙述，中间又有如“不书，不以告也”的声明，所以读者误以为这是完全真的。实际上《左传》只能做到大体的真实，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真实。《左传》所写的许多对话是在密室和睡房中进行的，史官并不在场，他何以能知道，而且还知道得那么详细，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推测出来的虚构之词。不过，《左传》这种在“真”与“幻”之间的状态，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内容，也因此它才有文学价值。
第二，史官写史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的史官与他所服务的君主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可以说史官都是君主的附庸，完全没有独立的观察和客观的写作态度呢?或者反过来，是否可以说史官书写历史完全是秉笔直书，对于当权者完全没有阿谀奉承的可能?根据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考察，中国古代的史官多数在“隐幽”与“直笔”之间。一方面，史官不能不顺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管理，看当时帝王将相的脸色是常有的事情，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说明了这一点。孔子是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鲁国先后有五个君主被杀，一个被赶跑，这在当时是很不成体统的大事，但孔子删改过的《春秋经》，竟然全部隐去，一字不提。为什么孔子要这样做，因为他不能不照顾鲁国君臣的意见和面子，不能不笔下留情。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贵信史”的职业意识，不但不能事事皆隐，有时候还要有独立精神，秉笔直书，“按实而书”，以求揭露事实真相；在“直笔”不可能的情况下，也要用“曲笔”委婉地透露出事实的真相来，与当权的君臣拉开一定的距离。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史官的叙述视角处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左传》作者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首先，作者在叙述的时候，力图与当权者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尊重事实真相，确有“贵信史”的一面。如宣公二年，有“晋灵公不君”一章，其中写到晋国史官董狐在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晋灵公之后，就直笔书写：“赵盾弑其君”。赵盾找董狐去评理，认为他自己没有杀君，是他的弟弟赵穿干的。但董狐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11] (P663)《左传》还引孔子的话赞美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1] (P663)由此可见《左传》作者赞赏“实录无隐”的态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写了齐国史官直笔书写“崔杼弑其君”，结果被杀；史官弟弟照样续写，结果还是被杀。第二个弟弟又照样书写。其中谈到“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12] (P1099)可见，《左传》作者是赞扬和向往史官的秉笔直书精神的。或者说《左传》作者是持史官实录“信史”观的。在对具体事件的描写中，尽管《左传》作者是鲁国的史官，但也并非一味吹捧鲁国君臣。如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对于鲁君在这一过程中的暧昧态度，采取客观的态度，其中写道：“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指鲁僖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3] (P452)明明是鲁僖公派公子买去保护卫国，但在楚国打不过晋国的情况下，为了取悦于晋国竟然把公子买杀了，骗楚国人说，他驻守时间未满就想走，所以杀了他。作者不顾自己是鲁国的史官，不顾鲁僖公的面子，把他想两头讨好的态度如实写出来，这里不无讥讽嘲笑。其次，又不能不看到，《左传》作者写史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与当权君臣相一致的，他评价历史的标准主要是以天道、礼乐和仁义为政教标准，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甚至还有“尊王攘夷”的正统观念，而这些标准、规范和观念又不能不影响他对事件的增饰夸张，对人物的“刺讥褒贬”。特别在那些细节虚构的部分，作者的标准、规范和观念作为一种视点所起的作用可能就更大一些。
《左传》是一部不朽的历史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开篇，它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本文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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