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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传》叙事的“演进”
“怎么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一个故事展开的时间演进问题。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的时间，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文本时间的顺序与故事时间的顺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这些都是叙事学的一般道理。问题是中国的叙事文学的时间演进与西方国家叙事文学的时间演进是否各有特点呢?表面看是没有什么不同，如中外小说都有顺叙(顺时序)、插叙和倒叙(逆时序)，实际上因文化的差异各有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就拿前面我们谈到的“晋公子流亡始末”和“晋楚城濮之战”来说，多是按照事件的自然时间顺叙，个别地方虽有插叙，其作用也很有限。《左传》中所谓“几大战役”(“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影响，像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莫不如此。那么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里有深层的文化原因。这主要是中国古代“上农”，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不误农时”。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7] (P693)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所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其次，《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其功能往往更多是为了制造惊人的悬念。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一种逆时的倒叙的典型，故事一开始就叙述忒拜城遭受天疫，神谕告诉大家，是有人犯了乱伦的罪孽。于是俄狄浦斯开始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过去的事情一件一件被揭示出来。这种逆时的倒叙打乱了原本事件正常的次序，一下子把人带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出人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一切如常，突然风暴兴起，巨浪滔天，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就是一个倒叙演进。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束，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左传》的这种逆时倒叙演进，决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这就像秋天过后，一位获得了丰收的农民在一个休息日，一边饮着茶，一边向他的朋友平静地叙述一年的经过，尽管遭灾，备尝艰辛，最后一切都很完满。这种节奏舒缓的逆时倒叙演进，是否可以说折射出中华古代农业文明的特征呢!
再次，《左传》作为对《春秋经》的解释，在标示时间的时候，与西方的计时方法，按照日、月、年的顺序来标示不同，是按照年、季、月、日的顺序进行的。如僖公二十七年，按照“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夏，齐孝公卒”，“秋，入杞，责无礼也。”“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3] (P442—443)。从年，到某季，到某月，到某日，这种由大而小的时序安排，与《左传》的史书性质相关，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西方重个案分析，从细部切入到整体把握，哲学上重个别到一般，折射到文学叙事上面，首先想到的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然后才是到月，最后才是年，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的时间排列。中国的年、季、月、日的时间排列则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密切相关。整体性的传统文化特点体现在叙事艺术上，就是所谓的“以大观小”的笔法。“以大观小”的说法可能最初是从中国绘画笔法上提出来的。沈括说：“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却)[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8] (P170)沈括谈的是绘画的空间问题，他所批评李成的画法恰好就是西方的“透视法”，而他主张的恰好就是中国传统的“散点法”。其实，不但中国古代绘画与西方绘画有此差异，从《左传》开始的叙事文学也有此差异，不过此种差异从空间透视变成为时间演进问题。中国叙事文学年、季、月、日的“以大观小”的时间演进与西方叙事文学日、月、年的“由小到大”的时间演进有很大不同。《左传》等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总是先要从一个时间大框架中说起，然后再一步步沉落到更具体的时间。如《左传》就首先要纪年，然后是这年的春或夏或秋或冬，然后才是月，然后才是日。后来的《三国演义》第一回是这样开始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汉末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建宁二年四月癸巳，帝御温德殿……”[9] (P2)三国的纷争，却从周末七国争雄开始讲。这样就看出了一个历史的“走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同观山，从山顶上往下望，山下的一丘一壑都历历在目，山的走势也一目了然，这就是“以大观小”，这是中国叙事文学时间演进的特点。它的意义就是关注故事演进的整体性，把部分看成是整体的部分。西方叙事文学的“由小到大”的时间演进，则让读者从下往上望，先看到眼前的一重山，山上的丘壑，山的走势，开始的时候都还看不到，要一步步往上走，才能逐渐领略到。西方叙事文学时间演进的特点，是分析型的，看完一景，再看一景，现实性很强。
以上分析说明，在怎样讲的问题上，主要在叙事时间的演进上，从《左传》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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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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