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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外民族志的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开始有一批学子和专家走出国门开展田野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外田野工作虽然尚未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但这种动向预示着许多重要的变化。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多国的比较”课题的资助下，多位北京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完成了在海外的田野调查。如，龚浩群对泰国佛教与公民身份之间渊源的探讨，康敏对马来西亚宗教社区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思考，杨春宇对澳大利亚的民间组织如何实践澳洲平等主义文化的考察，以及吴晓黎对印度种姓、民间社团与宗教身份如何型塑了地方政治面貌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两位博士生已经完成了在美国和蒙古的调查，正处于撰写博士论文阶段，另有两位博士生分别在德国与俄罗斯开展田野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大学的阿嘎佐诗也通过对新加坡莱佛士酒店和节日庆典的田野考察，研究了新加坡的民族主义。
尽管海外田野作业并非起自今日，中国老一辈人类学家早已尝试过，如李安宅曾在1935年考察过印第安人，费孝通曾利用访美之便写出文化随笔《美国与美国人》等。但以正规田野作业为基础，用汉语面向国内读者撰写关于国外的民族志著作，却是新世纪的新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汉语国外民族志”。关于这一实践的价值，学者还在争论，但多数同意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价值：第一，有助于改变社会科学界的权力格局。从前一直作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或助手的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开始走出国门，研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国外主流社会和文化。第二，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界而言，它标志着以经验研究见长的人类学开始系统地为中国学界生产关于异文化的实地研究成果。与以前依靠译介二手材料不同，民族志作者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将为中国社会科学打下牢固的事实基础。第三，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汉语国外民族志意在接续传统中国的海外视野，在新时代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审视世界、放眼天下的同时，进而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第四，对于整个人类学学科而言，历史上英、法、美、德等国都发展出一套有自身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体系，中国的声音加入合奏不但对中国有益，更有助于扩展学科的视野。
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10年，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不仅得到其他学科的广泛借鉴，其本身也在发生着可观的变化。国际人类学的发展给田野工作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思路，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则一方面改变着田野的面貌，一方面也在改变田野工作的方法和主体。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既能敏锐地先于学科其他部门探测到这种变化，其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21世纪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人类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主体乃至考察范围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表明面对急剧转变的中国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具有扎实经验基础和强烈实践色彩的学科，正在积极调适自身，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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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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