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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用与方法方面的新趋势
近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除了在研究范围上的扩展之外，在理论范式、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了新的特点。
在理论范式方面，有赖于之前10余年的学科建设，各种形式多样的理论观点和流派涌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丰富了我们的理论储备，提升了我们的理论素养。与传统划分社会形态、确定发展阶段的做法不同，近来的大多数田野工作已经将重点放到尽量多方位地呈现现象世界，并谋求与世界人类学主流接轨。结构主义、解释人类学、政治经济分析等经典理论在中国背景下重焕光彩，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乃至文化批评等更前卫的理论也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拥趸。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将自身的研究放在世界人类学的背景下，寻求与国际理论对话的机会，与此同时，从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学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探究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努力也从来没有被放弃过。
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给人类学传统的田野地点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卷入全球化，以前相对闭塞的边缘地区也受到外来的影响，同样，人员流动和各种媒体信息的进入也给我们的田野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决定了，无论是以往民族学对族性的单一强调，还是功能主义的汉人社区研究传统，都已经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学者们开始从其他方面着手研究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这既给我们的田野工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也对传统人类学实践提出了挑战。
社会转型也带来了研究者主体和资源来源的多样化。国内科研体制的改革使得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财政来源日益广泛，各种民间组织、企业和国外基金会提供了比以前更为丰富的资源，与之匹配的课题也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和多样化。扶贫、资源评估、健康和疾病防治等项目明显增多，这直接影响到田野研究的方式和目的。
对田野工作者的局限性和田野实践中权力维度的反思是人类学中后现代思潮的标志之一。进入21世纪，随着人类学田野实践的多样性日趋丰富，国内学者对田野工作的省思也逐步出现，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田野工作的实质，进一步谋求与研究对象的平等关系，乃至改进田野方法以适应新形势，都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对经典田野点的追踪和再研究
老一辈人类学学者为中国人类学留下了一批经典的田野点。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人类学家往往比中国人类学家更早进入这些地点，发掘经验材料，以理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变迁。例如戴瑙玛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访了台头村，横山广子于1980年代、那佩思于1990年代分别研究了大理，宝森对禄村的重新考察则把注意力放到了性别关系上。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新一代的中国人类学学者开始集中力量重新发掘这些经典田野点的学术价值，追踪中国社会长时段的变化。
葛学溥曾于1920年代考察了广东凤凰村，并发表了《华南的乡村生活》。1994—1998年，周大鸣利用书中的线索，重新确定了该田野点的地理位置，并进行了学术重访。孙庆忠从1999年底开始对杨庆堃的南景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探究了一个乡村都市化的进程。山东台头则成为潘守永的重访对象，延续了杨懋春当年的事业。兰林友也对《满铁》研究过的山东后夏寨村进行了重访。此外，庄孔韶主编的《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收集了一些再调查工作的成果。何国强也对奥斯古德在1940年代访问过的云南高峣社区进行了回访。
针对西南的经典田野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推出了再研究计划，既包括对老一辈传统的回顾，也含有再次研究经典田野点以体现人类学研究新进展的雄心。褚建芳对那木寨的研究继承了田汝康对宗教与社会团结问题的关注，并加入了人类学关于“互惠”的新视角，梁永佳对大理的研究套用了杜蒙的“层级结构主义”，而张宏明对禄村的再研究则讨论了土地的象征价值。
这些对经典田野点的追踪和再研究不但具有历时比较的价值，还体现了人类学理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发展，对于理解今日经典田野点的新面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人类学本身而言，这些立足本土的田野和民族志实践对人类学的“中国化”与“本土化”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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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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