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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东为尊”的习俗为我们留下了直观的实物证据。当然，古代尚东习俗，并不为辽代所独有。《大唐西域记》记有玄奘西天取经途中所见。“三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则东向以拜。”（玄奘，《大唐西域记·序》） 其卷二又云：“黎庶之居，内侈外俭，奥室中堂，高广有异，僧台重阁，形制不居，门辟东户，朝坐东面。”但辽代更加明显。辽代建筑、幕帐向东的习俗，从辽代初期就已经出现了。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阿保机得燕人所教，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又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契丹每月朔里，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宋代富弼《行程录》中记述他在辽上京所见：“上京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而清陆长春写的《辽宫词》：“东向龙楼面面开，看花台上看花回。大官初进头鱼宴，亲赐功臣琥珀杯。”（柯九思，１９８８：４１） 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热闹的辽代宫庭宴饮图。不仅宫殿建筑，还有寺院庙宇、百姓房居等，也都“坐西朝东”。北宋苏颂《魏公集》卷１３中有使辽诗：“农夫耕凿便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
能够反映辽代“面东为尊”习俗的完整而真实的实物留存，一座是辽宁义县奉国寺内坐西面东的大殿，另一当为山西大同市内的华严寺，以华严寺最具代表性。华严寺殿宇嵯峨，气势壮观，因寺内曾奉安辽代诸帝石像、铜像，故当时还具有辽皇室祖庙性质，其主要殿宇（包括上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皆坐西面东。华严寺建于道宗清宁八年（１０６２）。它的修建缘于道宗对佛教华严宗的极度推崇。道宗咸雍四年二月，“颁行《御制华严经赞》”。《辽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咸雍八年秋七月丁未，又“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大同初为云州军节度，重熙十三年（１０４４）升为西京。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辽史·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 道宗曾于华严寺修建当年，即清宁八年十二月，还有大康五年（１０７９）十二月至少两次“幸西京”，足见道宗对西京及华严寺的重视。
同前所述，从宗教、神话的角度来看，辽代祭东、向东的习俗无疑亦来源于远古对太阳的崇拜。“墩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屈原《九歌·东君》为太阳而歌，东君指的就是日神。这个观点渐为学者所公认。这支祭祀日神东君的乐歌，忠实地纪录了楚地先民对太阳神的崇拜。《礼记·祭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礼记·玉藻》还说“朝日于东门之外”。郑玄注：朝日，春分之礼；东门，谓国门。人们出城东门，面向日出的方向礼拜太阳神。再者，在人们眼里，太阳是生命的象征。战国时兴起的五行说，把“木”给了东方。《白虎通义·五行》：“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因为日出东方的关系，万木欣欣以向荣。又《风俗通义·顺言》：“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东方由于与太阳的联系，自然被赋予了青春、生命、活力等丰富的内涵。《诗经》里，陈风《东门之松》、《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郑风《出其东门》，这些诗歌，也是与此观念相联系在一起的。
三
契丹族的拜日、向东习俗有着深刻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我们知道，古代出现的“君权神授”观念是通过太阳信仰与皇权紧密结合的以日象君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观念从传说中的炎帝时就已出现。汉代班固《白虎通义·五行》中云：“炎帝者，太阳也。”炎帝被尊称“太阳神君”，接受人们的祭典。自商开始，人们把日神当做天来拜，天子祭日的风习，作为祭天仪式——君权神授的象征的辅助部分（天子、太阳象征着皇帝，也象征着皇位），一直延续到君主专制灭亡。除了在汉族文献中可以看到有关记载之外，我国古代游牧民、狩猎民的生活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各朝的皇帝拜日及祭日的各种记载。《通典》里的《边防典》中就有“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向。左者，以左为尊”的记载。辽代当然也不例外。不过辽代拜日又有其民族传统的因素。契丹本出自鲜卑一族。（阎崇东，２００４：２）《太平御览》所录史前到唐末的帝王中，传说由其母受太阳感应而生的共有六人。他们是：汉代武帝、前赵刘渊、刘聪、南燕慕容德、北魏拓跋珪、元恪。其中有三人为鲜卑族。鲜卑族以太阳为图腾，将对祖先的崇拜与太阳崇拜结合起来。辽代人也是将日喻为人间帝王，加以膜拜，由此产生了太阳与皇帝的传说。《辽史》记太祖出生时：“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辽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在契丹人眼中，成为上天之子。辽代的拜日仪式中，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对契丹祖先、帝王的忠诚与仰慕。《元史》记辽亡时，有库烈兒，“誓不食金禄，率部落远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则以报，及旦，沐浴拜日而卒。”：《元史·列传第三十七》，中华书局＊９熏１９９５） 用拜日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辽帝最后的忠诚。《辽史》中亦记道宗时，耶律乙辛“幼慧黠。尝牧羊至日昃，迭剌视之，乙辛熟寝。迭剌触之觉，乙辛怒曰：‘何遽惊我！适梦人手执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啖日方半而觉，惜不尽食之。’迭剌自是不令牧羊”，：《辽史·卷一百十·列传第四十·奸臣上》） 则“日”的形象，无疑指的是帝位。乙辛“啖日方半而觉”，隐藏着他日后为篡夺皇位而迫害萧后、逼杀太子的阴险行为，和他阴谋终未得逞的谶言。
辽代尚东拜日习俗也反映了辽代统治者希望把他们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正统文化的框架之中的观念。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先秦“阴阳五行说”相结合，用来解释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邹衍以土、木、金、火、水名为五德或五行，依次运转，无所不胜，即为“五德相克”。至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又倡“天人合一”大义，对五德运转有了新的解释，产生了以木、火、土、金、水、为顺序的“五德相生”之说。各朝皆有与之相配的德行，如黄帝以土德，禹以木德，商汤以金德，文王以火德等等。朝代交替，虽由人事，实为五德循环相克所致。辽代“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参用汉法”。：《辽史·卷百十六·国语解》） 汉代“高祖以十月为正，以汉水德”。（刘珍，《东观汉记·卷一·帝纪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辽、金皆以水德王，亦沿汉仪。而水德季节上属春，空间上属东，这也是辽代尚东的一个原因。
辽代拜日、祭天、尚东的风俗既是人类文化传统的延续，又表现出对本民族的体认。拜日、祭天、尚东的文化风俗沟通了人与神祇的联系，表现出人们的渴望与希冀，安慰着下民需要抚慰的心灵，寄托了对祖先的崇敬与怀念。它以广泛的民俗形式存在，反映的却是一个民族自古而来的深刻的文化传统。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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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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