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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丧编纂的秘密
关于《论语》编集成书，汉以降两千年间屡有探求，歧见纷出。考察诸说，有两度集中编纂，这关乎此书的意义结构，不可不辨。最初的汇编当在孔子初逝，弟子在泗上庐墓服丧三年之际。哀戚追思，自然会忆谈先师的音容笑貌，弟子或其随从的后学记录在编，以存夫子之道。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至于编订者，陆氏引东汉郑玄语，把传说中的“子夏六十四人”限定为“仲弓、子游、子夏等人”[6]。郑玄首列仲弓，甚有深意。孔子虽说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给后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四科十哲”之说。《先进篇》如此排列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十哲均称字，显然不是孔子语言习惯。十哲的资格，颜渊、闵子骞、子贡，实至名归，宰我却屡受孔子批评。冉有、季路除了顺序应该调整外，本来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依次为鲁国季氏宰的季路、仲弓、冉有三人，两人列于政事科，唯独仲弓归入德行科。德行是孔门最崇尚的科目，是道统传承之所依，这里却出现了冉氏家族的两人，冉伯牛是仲弓的父辈，先秦文献对其德行没有其他记载，只记孔子痛惜他患麻风恶疾而死。仲弓曾任季氏宰，当然不乏实力，但是《论语》记孔子称赞他“雍也，可使南面”，似乎不是主张非礼勿言、过犹不及的夫子之言。而且德行科四哲，此时冉伯牛、颜渊已死，闵子骞年高不仕，也不会留在泗上庐墓了。德行科只有仲弓“一枝独秀”，宛然成为传道统的不可替代的人物了。论才学、子游、子夏列于文学科是相称的，但他们当时还是三十岁左右的晚辈。同辈中的曾参在其后的道统传承中的重要性，不在他们之下，却没有列入十哲，而在同一《先进篇》中，反落下“参也鲁”的话柄，這是很不公平的。“十哲无曾”与“德行存弓”，都是《论语》研究中必须面对的公案。仲弓在《荀子》中与孔子并列为“大儒”、“圣人”，称说：“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并对“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另一道统进行猛烈的非议[7]。这样，从仲弓、子夏→荀子→秦、汉之学的学统，就浮现出来了。或如清人汪中所言：“(《荀子》之)《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并称。子弓之为仲弓，犹子路之为季路。知荀卿之学，实出子夏、仲弓也。”[8]由此可知，孔门“四科十哲”之说，是或隐或显地透露了仲弓编书的某些信息的。也许有感于此，《孟子·公孙丑上》称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9]，惟独在德行科中删落仲弓，也是别有深意的。
然而服丧追思编录，也有其不容抹煞的好处，就是时间切近，情境宛然。尤其是不少情境中的与闻者犹在，好话坏话难以回避和忌讳，往往要如实录编。这就形成了《论语》许多章节，记人记言颇能见性见情、有血有肉、口吻逼真、不及文饰的特点。比如宰予虽然名列十哲，他好白天睡觉，就被孔子指斥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公冶长篇》)。冉有也名列十哲，他为季氏宰而帮助主人聚敛，就引起孔子的愤慨：“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篇》)樊迟请学稼、学圃、孔子等他走后，非议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按诸情境，这些话在当时都不只一人与闻，因而只能忠实记录。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孔子最切近的文武二弟子颜回、子路的记载。因为他们先孔子而逝，未能参与《论语》的编集，又未及招收弟子，倘若迁延时日，对他们言行的记忆就会音影模糊了。据统计，《论语》中孔门弟子出现次数最多的，依次是子路(四十二次)、子贡(三十八次)、颜回(二十一次)。子贡庐墓六年，获得他提供的材料自属近水楼台，子路、颜回出现得多，纯然由于他们的重要和对他们怀念的深切。颜回是孔子视之犹子的接班人，他的好学、亲仁、安贫、复礼，都深得夫子之心。“贤哉回也!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这一声声“回也”的呼唤，赞许中渗透着爱抚，重复遣词的方法也给人难忘的印象。如果对照着孔子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那么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契合，展现为一种布衣仁者的“孔颜乐处”。孔子不可能不感受到他的弟子中潜在的派别分歧，他想用树立颜回的典范形象的方法使自己身后能有一个掌门人，对于这一点，聪明绝顶的子贡早已心领神会，当孔子问他与颜回谁更强些，他对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篇》)正因为培养接班人的功夫已经非常到家，所以年少30岁的颜回早死，垂暮的孔子恸哭呼天：“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篇》)向来相信天未丧斯文的孔子，竟然因颜回之死而哭诉天要自己的、而不是那个简单的贤才的老命。如此情境的展现，说明孔子并非只是为痛失贤才而哭，而是为自己的道统和宗门的承传而哭。
由于材料搜集及时，《论语》记述人物个性，以子路最为鲜活。子路是个野人，刚直好勇，帽子佩饰都以雄鸡、公猪作标志，曾对孔子动粗施暴。孔子设礼诱导他，使他投靠孔门，穿起儒服当弟子。他对孔子是直肠子，孔子想参与公山弗扰反叛鲁国卿大夫的事件，子路满脸不高兴说，无处去也就罢了，何必参与此事，逼得孔子只好辩解为要借机在东方实行周道。晋国中牟宰佛肸反叛赵简子，孔子也想应召参与。子路这次不是用野人的话，而是引用孔子的话，指责老师言行不一，害得孔子只好解释自己的品行不会磨损和染黑，还说出了藏在内心深处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的失落感(《阳货篇》)。为了追回这份失落，孔子不得已会见以寡小君预国政的卫灵公夫人南子。《雍也篇》说：“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指天发誓，以辩解自己行为没有越礼，这似乎有损师道尊严。对于如此粗直的弟子因材施教，孔子比较喜欢采取始扬之，使之就范；再抑之，使之知短的方法。比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对老师的信任洋洋得意，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篇》)又如孔子称赞：“穿着破丝袍和穿狐貉裘的人并立，而不觉羞愧的，大概只有子路吧。”并引“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来形容他。子路高兴得老是咏诵这两句诗，孔子说只是这个样子，“何足以臧”?(《子罕篇》)。《阳货篇》还记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路本想让老师赞扬自己的长处，老师却直揭其短。应该说，他们师弟子之间是坦诚相待的，并无谄与伪。甚至在讨论“为政奚先，必也正名”之时，子路讽刺老师“迂”，孔子驳斥弟子“野”(《子路篇》)，都可谓开诚布公，不失是性情中人。但是“野”不胜“迂”，子路毕竟被教化得有点“迂”了。卫国发生政变时，白发苍苍的他抱着“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信条返回危城，被对手击断冠缨时，宣称“君子死而冠不免”，结缨而死。[10]当年戴雄鸡冠逞豪强的少年野人，成了整冠而死难的士大夫了。这里参用了史籍材料，仅自《论语》而言，它最初的一批材料毕竟带有原始性，叶落即拾，未失泥土气息，传达人物，有时优劣互见，声口毕现，尚少一登庙堂，顿失天然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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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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