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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列]彝族《指路经》的文化学阐释
  作者:李列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5-11 | 点击数:13225
 
 
三、作为彝族文学作品的《指路经》
 
宗教信仰、习俗惯制和民间话语的要求,决定了《指路经》的文本形式和内容,既是毕摩的知识分子话语,表达毕摩的生活权威和宗教神圣,也是普通彝人的思维方式,倾诉老百姓的生活理想和现实欲求,既有宗教典籍的文化学术色彩,更有地道的民间文学叙述方式。
诗意的寻根 我们一再强调《指路经》对彝族迁徙路线的记录,对过去、对历史、对经过之事的描写和渲染,目的之一是想突出《指路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寻根”意识,而这种意识的表达,是和彝族厚重的文学表达传统一脉相承的。“彝族是一个崇拜知识,喜欢思考,用诗思维的民族,对一切事物都要寻根问底,探索其渊源,寻究其来历,这种寻根思维,正是彝族古代文学的指归。”(注:王明贵:《彝族古代文学总观》,载《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彝族的文学大厦是诗歌,“寻根”是彝族的诗学传统,也暗合《指路经》缅怀历史的精神实质。“谈诗要寻根,有根方为上。彝诗无根底,不算好诗章。”(注:举娄布佗:《诗歌写作谈》,载《彝族古代文论》,第11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根”的阐释,在彝族古代文论家笔下,有书根、史根、知识根、文根、字根、音根乃至金根银根等,但百枝归总根,“根”就是知识之根、文化之根、民情现实、民族历史传统之根。写诗要具备:“一要书根深,二要文笔强,三要有识力,四要史事熟,五要诗艺精,六要谙民情,七要知君臣,八要知山名,九要知河道,十要有真才。”(注:漏侯布哲:《谈诗说文》,载《彝族古代文论》,第35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写诗的要求,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素质和条件。《指路经》以诗性的思维,构建先辈历史,再续民族的“生命通道”。每部《指路经》都以诗为载体,以传统五言诗为主要形式。五言诗体是彝族诗歌的主流,“彝族的语文,多是五字句,七言却很少,三言也如此,九言同样是,也是少有的,五言占九成,其余十之一。”(注:举奢哲:《彝族诗文论·论历史和诗的写作》,载《彝族古代文论》,第30-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文论、诗论、经籍史籍、神话传说,呈现为诗体形式而表达诗性智慧。《指路经》详细记载和用文学语言描述亡灵回归的一站一地、一山一水,是地理上的“寻根”,更是发思古之幽情,诉家支历史文化之情结。
人生意义的表达 共同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共同的家支文化背景和相似的人生际遇,《指路经》作为文学作品的表达意义,是以“历史回忆”的方式,用个体生命的生物时间、德行操守来演绎家支历史的延续和不朽,肯定积极而真诚的人生意义。可能个体的真实存在和生命活动并未完全如此,由于生命终结的悲伤和文学话语形式的运用而被遗忘和遮蔽,因此,每一个个体都走向辉煌,荣耀回归祖界。“你的一生啊,就像似太阳,辉煌度一生……就像空中月,一生做明人……就像山中虎,一生多威武……就像山中豹,一生多矫健……就像山中狼,一生多勇猛……就像山中熊,一生多憨厚……就像山中獾,一生多威风……就像大马蜂,一生多勤劳……就像那春蚕,一生多勤奋。”(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路南篇》,第571-57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版。)追寻个体生命的辉煌价值意义,一方面让亡灵“欣然归去”,一方面向后人传达祖先的辉煌业绩。个体生命真实的浪花汇入家支历史记忆的真实河流而被重构和消解,历史真实和文学思考共同承担了“载道”的功能。
鲜明的地域特色 “寻根”的意义,既蕴涵着有不同根系伸向不同的地域,也标识着不同根系有各自的景观。《指路经》以遍布西南各家支的“土著”身份,传达特定地域的生态景观和风俗人情,散发一股真实质朴而又生气勃勃的地域文化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指路经》的作者和念诵者,都是毕摩,毕摩是彝族宗教世界,乃至整个生活世界的魂,“君临毕不让”,作为彝族社会生活中“身系一族之文化”的语言文化的传承人、宗教仪式的主持者,毕摩的人生,演绎着彝族人的情感追求、希望梦想。他们既拥有世俗的生活知识,也掌握家支的历史文化,是家支文化的代言人。《指路经》大都从家乡的山水风物、葬俗仪式开始写起,有葬俗记述,也有源流阐述。云南双柏的葬俗,要用高约九寸,粗约四寸的铁筒制成丧炮,送葬时内填火药对天发射,告诉祖先,亡灵开始起程;要吹哀怨的唢呐,表达亲人的悲恸心情。“夜去迎今朝,丧事青棚下。铁炮震天响,唢呐鸣忧忧,锣鼓响沉沉。”(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双柏篇》,第58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云南弥勒阿细人能歌善舞并以“阿细跳月”著称,《指路经》在回忆往昔生活时也从“跳月”写起:“村头多情女,寨内多情郎,相约篝火旁,起舞四弦弹。”(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弥勒篇》,第60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而四川喜德《指路经》则从火塘开始:“指魂房下始,房下火塘红,火塘红起处,起于火塘中,又到门坎边。”(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喜德篇》,第64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至于归途中的山川河流、神魔鬼怪,描绘更是千姿百态。在强调地域特色的描写时,有一个地方必须指出,这就是现在云南昭通市郊被列为“昭阳八景”之一的“葡萄井”,这口“渴也喝三口,不渴也去喝”的井,在我们所看到的《指路经》中几乎都提到。如在云南各部经书中音译为“梅来液尺”、“麻奴以赤”、“密力雨嗤”;四川各部经书中音译为“玛洛依曲”、“玛洛依土”、“阿勒依曲”;贵州各部经书中音译为“麻哈液持”、“玛洪依处”等。可证“葡萄井”是“六祖”各支饮用过的甘泉,是彝族子孙永远怀念的地方。
阐释《指路经》,我们力图透过宗教典籍的表层结构,来发现其内在结构和精神价值,追本溯源,想探求一种曾经存在而现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意义,寻觅心萦神系的精神家园。《指路经》所包含的“典型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宗教典籍价值,“研究彝文经典,必须先通彝族礼俗。以礼俗释经,经义自明,反之以经说明礼俗之依据,更可明礼俗之源流。”(注: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自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古代典籍不仅仅表示过去,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04期,第6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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