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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书目答问》和《輶轩语》所列各书，并与前引崔述抱怨时人所读的不经之书比较，除《三略》明确被指为伪书不录和《阴符》不收外，其余崔述不欲人读之书悉数出现在张之洞希望学生阅读的书目之中。或曰：张之洞是专开书目，与崔述仅仅一段抱怨之语范围相去太远，似不具可比性。但如果注意张氏所开列的是精简的选目，而且是给学识不甚丰富的学生所开的入门书目，却恰好囊括绝大多数崔述所反对阅读者，仍可看出学术认知的时代变迁已相当显著。但也应注意的是，崔述所反对的正是其许多同时代人所读之书，则这一学风的演变又是渊源有自，即乾嘉时或仍是潜流（至少过去较少为学者注意）的广读杂书的倾向到光绪年间已蔚为大潮了（注：遍读杂书的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和专读集部书的钱氏父子（钱基博、钱钟书）都是这一风气的后期代表。不过这一风气似尚未充分影响到科举考试和相对“边远”（指学术距离）的乡村，在安徽绩溪的村庄里受学成长的胡适即不甚了解这一风气以及正统与异端的区别，他曾对鲁迅居然未能进学成为秀才颇感不解。近年更有以为鲁迅的“国学”水准还在多数同时代人之上的言说，大约也是与胡适一样的“村野”见识。当然，清季时正统与异端已相当混淆，一般认为最具正统意识的章太炎著有《管子余义》，郭沫若便发现其“好引图谶之说，甚可异”（《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5），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可知当时传统学术已相当多元化，不过读杂书而得秀才仍极少见，而视之为“国学”正宗恐怕也还太超越于时代了。）。
到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时，有学生就《山海经》中人面兽身事提问，梁的批答是“汉世武梁祠堂所画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兽身；盖古来相传，实有证据也。《山海经》言，绝非荒谬”（注：原文出自《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抄》，转引自钟敬文《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收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876页。）。按朱熹早已认为《山海经》中“说禽兽之形，往往是记录汉家宫室中所画者”（注：《朱子诸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四库）本，第762页（卷138）。），梁此见无甚新意；但他认为“《山海经》言，绝非荒谬”的断语，却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
几年后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正式撰《〈山海经〉不可疑》一文，据“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的新知识，再引汉武梁祠所画证明“《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他接受“地球之初，为草木禽兽之世界”的观念，视“西国古书多禁人兽相交，而中国古书亦多言人禽之界”的现象为“上古之时人类去物未远”的明证；则“《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既如此，此书所言自不可疑（注：文收《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950页。就史学方法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提出：后人对所不及见之事物，“谓之不知可也，谓之妄诞不可也”。这正是后来的趋新疑古派与旧派正统学者相近之处，两者皆视其未见之古事物为不存在，所异者一以为“伪造”，而一以为“妄诞”也。）。
清季学人在20世纪初年曾经非常关注中国人种的起源问题，钟敬文先生注意到，“当时中国学者在对人种起源问题的论证上，都利用了《山海经》、《穆天子传》及其他许多古文献上的神话、传说资料”。如蒋观云于1903—1904年间的《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即其一例。蒋氏以为：“《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据为典要。顾其言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类人之猿”；只要不“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注：参见钟敬文《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第854、876页。）。这样的见解与后之视《山海经》内容为“神话”还不同，已经将其目为表现方式特殊的“实录”了。
稍后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1906—1907年出版），开篇即引《山海经》；他于1909年完成的《穆天子传补释》，更屡引《山海经》以为证，其中证明该书“非后人赝造”的证据之一即是其所载“地名符于《山海经》”，则后者之可据自不待言（注意这里说的是地名而非怪物一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自称“幼治此书”（注：《刘申叔遗书》，第2178、1171—1177页，引文在第1171页。），按《穆天子传》为一般正统士人视为后出伪书而不提倡读，刘家又是属于经古文学的世家，这样的读书人在很年轻时已在研治此书（刘师培生于1884年，说此语时不过25岁，则其口中的“幼年”当然还应更早许多年），亦可见清季学风转变之一斑。
刘师培、蒋观云等当时尚属年轻学者，年辈更高的王先谦在20世纪初年所撰的《外国通鉴序》中也说到他读《山海经》，甚感“上古之世无大国，水船山中见闻荒忽”（注：王先谦：《外国通鉴序》，《虚受堂文集》卷6，1932年葵园四种版，第49页。）。王氏虽禀湘学驳杂之风，大体仍属治学“老成”一流，可知光绪年间《山海经》已为相对正统的学者所阅。如果说《山海经》到清朝末年已较广泛地为学人所阅读并用于著述之中，应该不算过分。
民国学者对《山海经》的不同认知
这样看来，民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山海经》一类书籍原不需特别的“思想解放”。既存研究一般似不认为光绪初年出现了多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观念的突破，《山海经》等材料早已纳入史籍要目并被学者广泛阅读提示着新文化运动对民国史学或史料扩充倾向在解放思想方面的影响还可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从下文可以看到，民国前二三十年对《山海经》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用之于证史者新旧皆有，且绝非少数人，所以胡厚宣先生才感到他证明了《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能特别引起时人注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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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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