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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古典文学治学方法的承继与运用
钟先生的学术论文大多尽显历史关怀，这具体表现为对民间文艺文本和母题演进脉络的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对民间文艺文体形态的把握和认知。他有意识地“修正”民间文艺的集体（集团）性特征，将“个体”概念嵌入集体范畴。具体状况是这样的：最初由个体编制出的“作品”的“坯子”，“像一个未成熟的婴孩”，经众人不断地“修改、锤炼”，“后来才成为较完整的作品”。在这里，民间文艺的生存状态便被追溯至初始阶段。更为重要的是，“较完整”而非成熟或定型，预示着“作品”的修改、锤炼仍在持续，并不存在一个“定本”。在历史主义的观照之下，钟先生给予静态化的特征动态的、可持续的理解。集体（集团）性原本为过程化的属性，然而当时及后来的学者们皆视之为民间文艺一成不变的标识，钟先生却置之于演进脉络当中，翔实描述并还原民间文艺作品从“坯子”到“较完整”的不断完善的进程。
这种把握民间文艺集体（集团）性的本体论理路直接源自钟先生古典文学的治学方式，即考据方法。他在同一时期发表的《中国民间故事试探》（1930年），《中国的水灾传说》（1931年），《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2年），《蛇郎故事试探》（1932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1933年），《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1934年），《槃瓠神话的考察》（1936年）等，都是考据方法实践的结晶。以扎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辨析来龙去脉和追根溯源为其基本的学术诉求。在《顾颉刚和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中，钟先生赞誉顾颉刚“具有渊博的国学知识和严谨的考证精神与方法”，顾先生的治学特点也是他本人学术范式的写照。上述论文的个案分析极大地深化了钟先生对民间文艺本体的认识，强烈的学术惯习更使他在讨论集体（集团）性时，有意识地将史学与文学、口传与文献并举，将文学文献学和民间文艺学贯通。而且当时“文化遗留物”的观点盛行，钟先生说：“我年青时在踏上民俗学园地不久，所接触到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就是英国的人类学派，如安德留·朗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不仅一般的接触而已，所受影响也是比较深的。”具有古典文献学素养的钟先生一旦遇到文化遗留物说，其“典故”情结便与文化人类学方法交会，碰撞出历史主义的学术火花实属必然，于是“倾向浓厚的历史关怀”的学术意图便油然而生，显示出动态的民间文艺观和坚定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立场。
注重实证研究与“历史关怀”有关，两者属于同一性质的学术诉求。一篇讨论学科理论建设的文章，当然不触及实证方法的具体操作，但学术研究是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方法论。为此，钟先生特别提到了实证主义学说创始人孔德，并引述了他的主要言论，随即指出：“归纳的、实证的自然科学的法则，同时也是在前世纪的文化科学中一时占优势的方法。”但到了20世纪，实证主义方法被文艺学所抛弃。而钟先生则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方法论立场：“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绝对分道的意见，是我们不敢率然苟同的。”注重文献材料的发掘、梳理、比照、求证及其内涵的揭示是钟先生娴熟掌握的学术方法，也是其古典文献功底在民间文艺研究中的集中展示。在这方面，他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高度一致。或许钟先生正是有了比较成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实践，才坚定了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信心，并强调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建设应张扬实证主义。“这方法论（指实证主义传统——引者），对于我们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固然未必毫无问题地适用，但是，比较起埃尔马亭迦教授的意见，是更为有利于我们科学的建设的。”钟先生站在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讨论实证主义并加以推崇，是基于一种社会学方法论的意识：“调查、对照、说明，实在是一切科学研究的三阶段的目的。一切科学的任务，在于做出关于各种事实及其原因的概括。”民间文艺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文学文献学的深厚素养、民间文艺记录文本的类同性、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三者叠加在一起，共同造就了钟先生注重实证研究的独特的学术范式。
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与田野书写的事实还原是“历史关怀”和实证研究关联密切的两个维度。依据文献记录和田野记录的研究都应该进入实证主义的学术轨道。钟先生特别提到民间文艺的类同性：民间文艺“大都一个作品，同时或异时，在同一个地域或许多地域的社会中，往往存在着和它相同的或相近的东西”。把这种民间文艺的文本现象纳入学术视野，就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梳理和田野调查。由此可见，在方法论上，文献与田野相结合可谓是民间文艺学区别于一般文艺学的重心所在。“历史关怀”与实证研究双轮驱动，既切合民间文艺历史与现实的文体特征，又指明了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发展走向。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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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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