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影像

 

　　云和县与景宁县是临县，基本属于同一文化圈内，但关于演唱《高皇歌》的调查所得到的答案却有很大差别。由此可见，此区域演唱《高皇歌》的场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异。

 

　　如果传统仪式已经消失，又有艺人尚能演唱史诗，在拍摄这些史诗的时候，艺人必然会面临选择唱什么的问题。首先，艺人没有“史诗”这个概念，不知道拍摄人需要的是什么内容，在没有仪式顺序的制约，艺人很可能不按仪式顺序演唱史诗，所以，在非仪式语境的情况下拍摄，尤其需要注意。我们拍摄者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其演唱与仪式语境下的演唱大体一致。另外，有的内容既然是拍摄明确提出需要的，在仪式缺失的情况下，由于一些禁忌，艺人也未必敢唱。

 

　　三、史诗单位“首”的重新审视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一个仪式中演唱的仪式词有时可能是一首史诗，有时也可能是多首史诗。至于怎样进行“切割”，有很多人为的因素。那么，如果不在宗教信仰性质浓厚的仪式中演唱，情况又会怎样呢？就目前苗族情况来看，也有难以与出版的史诗文本相吻合的情况。比如说，中部方言的《苗族史诗》，之前出版的文本包括“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沿河西迁”四部分。从出版之后，我们都将这几部分视为同一首史诗的组成部分，似乎这部史诗就是从开天辟地开始，一直演唱到民族迁徙到黔东南居住。但是，当我们要用影像记录《苗族史诗》的演唱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现实中很难找到在同一个场合中按这个顺序将这四个部分从头唱到尾。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四部分可以视为独立的史诗，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史诗的演唱组合，大多是随机的。马学良、邰昌厚、今旦在《关于苗族古歌》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所记录的古歌共有四支。分开来看，这四支歌都可以成为独立的歌；连贯起来，则自成一格系统。每一支歌又分为几部分……我们在整理这一系统的古歌时，是依照它的大体上可以看出的逻辑次序，按‘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沿河西迁’这样来安排的。但是，前面说过，这四支歌是可以各自独立的，它们是‘平行’地存在着的，彼此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先后关系。并且，每支歌的各个部分也是有一定独立性格的：一支歌在唱到某个关节时，可以这么接下去，也可以那么接下去；可以继续唱这支歌的下一部分，也可以岔到另一支歌里去。比如唱‘蝴蝶歌’唱到姜泱开荒种地的地方，可以接下去唱本歌的祭祖吃鼓藏，也可以接唱‘沿河西迁’里的‘洪水滔天’。”黔东南苗族被认为有十二路大歌，有学者认为目前整理出的《苗族史诗》只是这十二路大歌中的四路。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不过《苗族史诗》确实不是同一仪式里需要固定唱完的“一首”史诗，黔东南苗族的十二路大歌，在演唱的时候是根据对唱双方商量之后决定往哪个方向唱，也就是说，演唱水平高的，得就着水平低的来演唱，一方会一方不会，就没办法持续下去。这是对歌的一个特点。所以，在拍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的时候，首先得打破将其视为一部史诗的观念，选取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拍摄，在影像的要求下，我们得重新审视其构成。笔者曾经于2006年在贵州施秉双井村拍摄过苗族古歌中的《沿河西迁》，苗语名称为《“瑟岗奈”（Seib Gangx Neel）》。这次演唱是在吃新节，双方的对唱只限于《沿河西迁》这一首，没有涉及《苗族史诗》的其他部分，也就是说，《沿河西迁》是一首独立成篇的史诗。

 

　　拉祜族的史诗状况是怎样的呢？有一种说法是拉祜族有创世史诗《牡帕密帕》，迁徙史诗《古根》，英雄史诗《扎努扎别》。又有说法是：“（拉祜族）有史诗《牡帕密帕》，已翻译成汉文出版，另一部史诗叫《古根》，情节与《牡帕密帕》大同小异，也被译成汉文发表。两部史诗都有扎笛与娜笛两兄妹（《古根》则叫扎笛与娜罗），兄妹结婚繁衍后代，打猎，种谷子，具有了民族传承的情节。《古根》还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可见，《古根》其实与《牡帕密帕》内容基本是一样的，将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史诗，是某些学者受到“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几个概念的影响而人为切割。关于《扎努扎别》，笔者曾经在澜沧县酒井乡勋根村老达保村拍摄李扎戈、李扎倮演唱的《牡帕密帕》的时候，他们就将《扎努扎别》一起唱了，并告诉我们说可以一起唱完。由此可见，《古根》与《扎努扎别》可以包括在史诗《牡帕密帕》之中，作为其一部分。

 

　　综上所述，南方史诗大多在民间信仰性比较浓厚的仪式中演唱，有的也正在脱离这种仪式。史诗与仪式中的唱词不一定完全吻合，能基本吻合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情况是整个仪式唱词有少数环节的演唱符合史诗概念，在其他的仪式环节中，也需要演唱，但这些演唱的内容未必都能符合“史诗”这一概念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些演唱很可能不是史诗的内容。有的仪式的唱词在某些环节符合创世史诗的概念，有的环节符合英雄史诗的概念，或者迁徙史诗的概念，可以人为切割为不同的史诗，也可以整合成一部复合型史诗。也有的仪式唱词内容虽然符合史诗的内容要求，但实在过于简单，不好称为史诗。

 

　　纸质版史诗的出版给搜集整理者很大的运作空间，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某些仪式上演唱的内容整合为一首符合“史诗”概念的文本，既可以将同一仪式里难以吻合史诗概念的演唱内容剔除掉，也可以将不同仪式中演唱的符合史诗概念的内容整合在一起。但是，影像的方式难以做到这一点，如果将一个仪式从头到尾拍摄下来，那么其中演唱的内容必然有很多不属于史诗的范畴，等我们将所有的仪式演唱词翻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仪式唱词如果和盘托出，很难让人认为这是一部史诗。拍摄者如果任意删去不属于史诗演唱的片段，整个仪式就会很不完整。而如果将几个不同仪式中符合史诗概念的唱段整合在一起，仪式的影像画面必然难以连续成片。正因为这样，当我们试图要拍摄以前认为是“一首”的史诗的时候，我们得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本文刊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