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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霍韬的礼法世界
霍韬关于“家”和“国”的观念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以两次归家、两次还朝作为基点，将霍韬的生平分为四个阶段：大礼议I，宗族建构I，大礼议II和宗族建构II，分别考察其言行来探求线索。
1.大礼议I：“天下乃公器”
明武宗病逝，杨廷和草拟遗诏，称兴献王长子朱厚骢“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迎嗣皇帝位”[8]，但遗诏只阐明继统一事，对于兄终如何弟及并未无详述。杨廷和等大臣给出了一个相当理想且复杂的继嗣方案，即朱厚骢先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名正言顺地成为武宗的兄弟，再以此身份入继大统。这一方案的前提是朱厚骢心甘情愿接受安排，将继承帝位看得高于对亲生父母的情感。事情的发展却恰恰相反：朱厚骢抓住遗诏中模棱两可的说法，坚持直接嗣皇帝位，而非先成为皇子。双方第一轮僵持，以厚骢胜利告终。四月二十二日，他到达北京城内，当日即皇帝位。
杨廷和在皇帝身份这一根本问题上一旦做出让步，那么明世宗与武宗、亲生父母的关系问题，便势必要有一个结果。世宗以“孝”的名义，坚持要求奉祀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由此开启了大礼议的序幕。
针对明世宗提出的要求，朝中意见殊异。杨廷和派主张“考孝宗”;张璁派赞成“考兴献王”。简单地说，各方冲突所在，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天子之情是否与庶人之情相同? 第二，继统(继承皇帝位)是否必须以继嗣(不再是兴献王之子，而是孝宗之子，武宗之弟)为前提?即继统、继嗣是否可分离。
关于第一个问题，同属杨廷和阵营中的礼部尚书汪俊表述得最为清晰，他在嘉靖三年的上疏中说:“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犹小宗不得祭大宗也。昔兴献帝奉藩安陆，则不得祭宪宗。今陛下入继大统，亦不得祭兴献帝，是皆制礼而情有所屈也。”[9]
嘉靖元年，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等联名上疏:“陛下追崇兴献王为帝，若以子自称，非所以后孝宗，承祖宗之统也。臣等稽经考古，不敢曲从。”[10]也就是说，必须先为孝宗后，方有资格继承祖宗之统。而他们要求朱厚熜以孝宗皇太子身份入京即位，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朱厚熜出生于旁系，只有改换父母，依附于孝宗帝系这一“大宗”，才能实现由“非正统”到“正统”的转变，入继大统。
霍韬同年十月上《大礼疏》，从此开始力主继统和继嗣应当分离。
他认为天下乃公器，并非先皇私产。“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先皇指定厚骢嗣皇帝位，并非先皇的私恩。如果因此改换父母，反而将天下传承变成私相授受。此外，杨廷和等引用宋代“濮议”来支持几说。霍韬反驳说，宋儒所谓“天下重而父母轻”，根本背离了圣贤之道，“孟子言舜为天子，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则窃负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轻也”[11]，根本不足为证。
皇帝继承，继承的只是帝统，与父子名分无关。这样才能保证孝宗和武宗之统不断，同时父子天性之恩不绝。“处之有其道，事之尽其诚，则于尊尊亲亲两不悖矣。”[12]
他也认为天子乃一官爵，不能抵消天子作为子女应有的人伦之情。杨廷和一派主张为了官爵而改换父母，无异于见利忘义之举。“举朝士夫极力争辩，谓皇上既有天下，必不得有父母，然后可，生窃痛之曰:‘使我不有父母，然后与我官爵，我宁不有官爵而不肯舍父母也。孰谓父子天性，诸君子独与人殊也?是故不得已者，陋议而已。’”[13]
我们可以由此概括霍韬关于天下、皇帝与人伦之礼的基本观点：
1)议礼要打破宋儒以来的各种陈说，究及天理，以安定人心。
2)人情是议礼的首要根基，父子亲情对一切人都存在，天子也不能摆脱亲亲的基本原则。
3)孝道为先。在圣贤之道，甚至父母重而天下轻。即便退回一般情境，孝道不能为所谓天下而牺牲。
4)尊尊亲亲分立，为尊尊而牺牲亲亲则有违根本的孝道和人情，会导致礼法崩坏，人心不安。
5)天下乃太祖开创之天下，而非孝宗一脉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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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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