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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终于要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回想其间经历的漫长过程，不觉百感交集，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许多往事。
我今年正好七十虚岁，而这个课题的酝酿，则是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我选译的“中国历代笔记小说选译丛书”《搜神记》。同年，我的恩师刘耀林先生与我合作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选》也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我选译的《搜神后记》。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注意搜集古代典籍中的民间故事材料了。
我与民间文学结缘，首先要感谢刘耀林先生。那时候我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负责群众文艺创作的辅导。刘先生当时是《浙江日报》副刊的编辑组长，他到海盐来组稿，就认识了我。当时我向《浙江日报》推荐过不少海盐县业余作者的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的修改过程中往往投入了我极大的热情，这些作品后来大多发表了。就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交。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我的兴趣不得不十分广泛，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曲、曲艺、歌舞，都得硬着头皮去涉足一番。后来，刘耀林先生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民间文学，并建议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民间文学领域中来。于是1979年4月我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从此与民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十分有幸地认识了国内民间文学界的许多前辈学者和同行，得到了他们的教诲和帮助，而这中间我首先要提到的，仍然是恩师刘耀林先生。
刘先生不仅把我领进了民间文学这个圈子，还经常关心我在民间文学事业中的作为。由于他古典文学的根基颇深，所以曾多次在闲谈中与我说到古籍中的民间故事材料。可以说，我之所以特别偏爱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这个课题，与刘先生的引领是分不开的。
十分可惜的是，刘耀林先生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从此，我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这个课题里的耕耘，就缺少了一位良师益友，常有孤掌难鸣的感慨。
从古籍中钩沉古代民间故事的文本材料，作一番系统梳理，为下一步深入研究作准备，我的这样一个想法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萌生，当时是得到了刘耀林先生赞许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与我合作，从古籍中挑选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民间故事作品，译成白话文，结集出版，试图引起学界的注意，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选》。当时我们两人的地位其实颇有些悬殊，他能与我合作，对于后学且又在基层工作的我来说，是怎样一种鼓励，可以想见。从这时候开始，我就在默默地做着准备，不断扩大阅读范围，去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重的古籍。当时我还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要经常下乡，工作任务很重，我的工作性质与阅读古籍似乎毫不相干，我只能见缝插针去做这件事。一边阅读古籍，一边抄录其中被我认定为古代民间故事的那些文本材料，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这件事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许多业余时间都泡在这里面了。1992年，我调到杭州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师范大学），工作条件好了许多，就开始边阅读古籍，边抄录原文，边撰写札记附录一类的文字，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民间传说故事作源流、变异的考辨，渐渐地搭起了《长编》的框架来。
人们常常用“汗牛充栋”这句成语来形容古籍的浩瀚，就一个人而言，这一辈子能读到多少古籍，是谁也不敢夸口的。更不要说还要对读到的古籍作必要的甄别和辨析。认定它们是不是古代民间故事材料，认定它与哪些古籍材料是属于同一故事类型的，那就会更加吃力了。尤其是刘先生去世以后，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孤军作战。在这期间，我始终坚持着这个课题，一直舍不得放弃。不过平心而论，对于这个课题的最终结果是怎样一种局面，自己的心里是没有底的。我曾经和民间文学界的朋友们反复讨论过，许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挺难做成功。一方面是中国古籍实在太浩瀚了，无法穷尽；另一方面则是一旦把如此之多的资料汇集起来，又有个出版的可能性问题。材料搜集得越多，越难付诸出版。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要想做成功这件事真是有些自不量力。也有人建议我组织一个团队来攻关，我又怕将来无法出版，不好向这么多人交代。尽管如此，这时候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件事，实在有些欲罢不能，明知不可为而仍然想为之，最终还是一个人默默地做下去了。
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哪怕这个《长编》始终无法公开出版，我一个人慢慢地做，积少成多，从微至著，总是可以的。那么，做来有什么用呢？我想，至少它可以成为我的“私人资料库”，供我自己使用，可以提供许多方便。我确实也一直在充分地利用着这样一个“私人资料库”。这些年来，我在民间文学领域里陆续发表的一大批学术论文，就非常得益于这个资料库的支撑。2008年，我的学术专著《浙江民间故事史》出版，也得益于这个资料库的支撑。这也是同行们都可以感觉得到的。1998年，我还将这个资料库里的一部分好故事译成白话文，共六十多万字，结集为《东方夜谭》上、中、下三册，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作为青少年朋友的课外读物，也让它多少发挥些作用。当时我就在想，即使这个《长编》最终也还是无法公开出版，我这么做也值得了。所以说，即使不出版，我也不后悔。
后来，机会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2006年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批准为后期资助项目，并于2007年顺利结题。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接受了《长编》的出版。又经过了旷日持久的反复校对，现在这部《长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今天终于能够与大家见面了，我的心情激动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至于这部书为什么要拖这么长时间，其中的原因也就不需要我解释了。至少我觉得，把这样一个“私人资料库”向社会公开，让别人也能利用它，以减少查阅古籍所带来的诸多麻烦，我就很欣慰了。
倒是在即将出版的今天，我反而有些不自信起来。毕竟这是个大题目，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能胜任吗？管窥蠡测，挂一漏万，常被人当作客套话，我却深深感受到它们的真实分量。家乡有句谚语：“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我是常常要挂在嘴边的。现在年纪一天天大起来，这种感觉也一天天强烈起来。这个《长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憾，我比别人更清楚。如果条件许可，我倒真是希望能邀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来做一做这个课题，把今天的缺憾尽可能地弥补掉。当然，“穷尽”这句话是永远也不敢说的。或者是有年轻学者能接过这个接力棒，把它做得更好一些，我也很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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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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