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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遗产空间的创立鼓励这种参与式的音乐制造，就会在这些音乐社团内部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当遗产空间以舞台表现形式(参见Turino 2009)强调音乐，以商业增值机制包装音乐，从而向旅游者推销时，其结果是鼓励人们将音乐看成一种商品，并在这些社团内外将音乐专业化，商业化，并进行媒体炒作以促使音乐复兴。采用一个生态学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文化遗产空间为旅游者表演音乐有一个危险，如同使用化学肥料和人工刺激，它可以滋养植物却导致土壤贫瘠。相反，合作伙伴关系以鼓励平衡、健康和以生活的方式维持土壤为目的，在社区的范畴内，通过调整以实现音乐的持续性，也就是所谓的发展与变化。那么，音乐被看作不是由艺术大师在舞台上表演给观众的东西，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均可以制造的事物，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人们维持音乐，而音乐也在维系着人们。下面让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什么是音乐生态学，以及这四个原则的作用。
音乐生态学(An Ecology of Music)
生态系统是20世纪生态学的主导范式。阿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首次提出生态系统，其定义为“生态系统不仅包括有机复合体，而且包括形成我们所称的生物群落环境的整个物理因子复合体——最广泛意义上的环境因子[以及]范围大到宇宙小到原子”(Tansley 1935：299)。“有机复合体”包括生物个体(individual organisms)、生物种群(populations of organisms，species)以及群落(一个或多个种群)(communities)。生物有机体、种群、以及群落代表三个层级。群落及其周围的栖息地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单元或生态系统(Brewer 1994：11)。通常我们谈论毗邻地理区域的生态系统，如：某池塘，或森林，或潮间带;我们也谈论某村庄或城市的生态系统;我们还可以谈论池塘，森林，或村庄生态系统。
《音乐的世界》(Worlds of Music)一书关于音乐世界的主导思想就是建立一个同时兼具社会性与生态性的音乐文化(Titon等，1984：8-9，;以及2009年后的四个版本)。虽然音乐世界不止三个等级，但是音乐世界的等级的确与生态学中的生物有机体、种群和群落等级类似。第一个音乐世界可以存在于个人的层次上，个人在音乐方面与他人互动。另一层次的音乐世界由人类群体或团体组成，这些群体或团体就某种特定类型的音乐进行互动。当我们提及古典音乐界、爵士音乐界，或hip-hop音乐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些音乐界中有不同的类型，正如种群内部也有不同类别一样。当然，一个人可以参与一个以上的音乐领域，但是通常我们却不会认为生物有机体是多个种群的成员。更高层次的群落包含多种音乐领域间相互的作用，如今它们通常在全球音乐市场上相互竞争。音乐栖息地包括音乐环境的物质因素和文化因素，如：关于音乐理念、声音和发音器、录音室、媒体、场所、音乐教育和音乐传播，以及音乐经济等等。的确，音乐作为文化产品和一个文化领域，它涉及到音乐个体、音乐群体和音乐社会的健康。
生态学教给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多样性的适应性优势。在资源竞争中，生物有机体，种群和群落越是多样化，生态系统内部的和生态系统自身的生存机会就越大。因此，支持多样性的观点不仅立足于公平正义，而且也适应生存。多样性作为多元文化的基础，引起了对“文化平等”的呼吁，得到了应用人类学家的支持，并通过阿兰·洛马克斯为保护全球音乐文化而进行的工作及其著作，被民族音乐家所熟知，而洛马克斯的呼吁就是基于生态学的理由(见Lomax 1972;1977)。
第二个生态学原则是关于增长的限制。生态系统概念的核心是循环、生产与消费、增加与减少、出生、生长、死亡、腐烂以及循环回生命。由于资源有限，个体、群体以及团体具有它们自身的自然限制，不考虑这些限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与马尔萨斯(Malthus)相呼应的是一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讨论的报告，即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Meadows，Randers，and Behrens，1972)。该文章假设地球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工业化、污染以及粮食生产之间的冲突。因此，关于资源及其再生性的思考不断发展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因为人类意识到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音乐文化的不断增长都是不可能达到的。
第三个生态学原则是互联性。二十五年前我曾写过：“像所有有表现力的文化一样，音乐是人类适应地球生活所特有的一种产物。每种音乐文化是对特定情况的特殊适应……每个[音乐]世界可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在动态的平衡中有一种相互组合的力量，构成音乐文化……生态系统的任何一部分变化将会影响它的整体”(Titon 1984：9)。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生态学家已修正了他们有关平衡(equilibria)的观点，更倾向于用运动的观点(dynamism)看事物，他们现在认为变化和干扰是事物的常态，因此用流动和变迁来描述自然世界的行为似乎要优于用均衡或平衡的观点。互联性意味着，如果针对生物有机体(organisms)、种群(populations)或群落(communities)，而不考虑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也不考虑阿瑟·坦斯利的“整体生物群落”或栖息地，这样的可持续性干预是缺乏远见的。它们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在沙尘暴时代(1938年)，美国政府的科学家在美国西南部引进了埃塞俄比亚水牛草来养牛并预防水土流失，但如今水牛草则变成了入侵性植物，不但阻碍了其他植物(如仙人掌)的生长，而且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地区构成严重的火灾威胁(U. S. Geological Survey，2002)。音乐领域的可持续性干预没有什么不同，当更好地理解种群、群落和栖息地之间的相互联系时，为了维护保存在个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做的努力将不会产生更多意外(以及潜在有害)的后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文化体现，但往往由独立个体体现出来的，即“保存在个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意—译者)
第四个原则是管理的职责(stewardship)，属于保护生态学领域(conservation ecology)，它正在替代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这个旧名称。从“管理”(steward)一词的原意上看，是被雇佣者照看不属于自己的事物，因此，人类比任何其他物种都能意识到地球的慷慨给予，关注整个生物环境。音乐管理职责涉及对音乐家、音乐机构和音乐资源等全球音乐文化的关注。有机农业运动是农业管理方面很好的例证。众所周知，有机耕种的农民反对以化肥和杀虫剂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技术，尽管这些技术能够暂时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但同时又会缩短土壤的使用年限。采掘式的开采方法，无论是煤炭领域(山巅移除采矿法)、林业(皆伐)，还是农业都基于一种所有权观念(即我拥有它，因此我可以随意处置它)，而不是采取一种管理的态度。有机耕种的农民保持用于滋养农作物的土壤生态系统，并取得了稳定的产量。与遗产类似的是存活遗产“代表作”，通过管理围绕它们的文化土壤而使其得到最好的养护。管理文化土壤的意思是，通过与音乐文化的传承者和当地学者的合作来帮助他们在其音乐领域关照他们的音乐传统。
音乐遗产保护(Safeguarding Musical Heritage)
今天，通过文化遗产管理来维持音乐的最广泛的全球性努力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致力于维持生物文化多样性、公平性，和互相关联性的责任构成了联合国活动的基础，这些活动旨在通过各国间的合作来促进国际和平和相互尊重。由于其与当地距离较远、高高在上(remoteness：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所属地区—译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相互沟通方面遭遇到了无法预知的和意想不到的挫折，因而难以促进文化遗产保护所要求的这些类型的管理。事实上，困难的根源在于：那些距离遥远高高在上的机构试图通过宣布文化遗产来增加文化活动的价值，没有在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者)、文化遗产工作者和文化传承群体之间建立充分持续的、切实的联系(合作)。根本问题在于文化遗产的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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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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