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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陪先生在校园散步时，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干事情，要立足于自己的领域，记着不要轻易涉足他人的领域，特别要慎重，否则会有被断指断颈的可能。当时我暗暗大吃一惊，反思多天，深有感触，从此就决心遵循不谕。后来不到万不得已，学问上绝不谈论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学术领域，干工作先是干好份内的事，对他人的工作只帮忙不添乱，尤其不与争锋争功。
有次先生住院，我去陪护，期间收到一位地方大学教授的著作。我觉得作者功夫下得极大，但仅仅限于平面的粗浅零碎描写，层次不高。先生对我说：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分三六九等，不妨用不同的标准去评价；同时一个学科的发展既需要鲜艳的红花，也需要更多的绿叶来支撑。这话就成了我后来宽容理解不同层次成果和人事的基本态度。
还有一次和来自美国的一位学者座谈，那位美国人说起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对一些言论我们不能苟同，有位学者激烈驳斥，我自然也有些激动表达，先生则以很温和的语气向他“请教”美国与檀香山、阿拉斯加领土的问题，使其无以为对。座谈结束出门，先生对我说，对持不同政见的来宾既要必须坚持立场，又要讲究讨论方式，冲动容易把局面搞僵，效果不好。从此后，我每遇对峙局面，就想起先生的教诲警醒自己不要冲动，尽量从容地去回旋。
先生错爱我，以为我是个做学问的料，但考虑到我入学前就从事过管理工作，还抽烟抽得凶，所以有些担心，便一再告诫，一不要抽烟，对身体不好；二不要做官，会被那个东西腐蚀掉，而且很耽误自己的正经事（学问）。我谨慎地请教：有时候人在某些环境里可能身不由己，怎么办？先生微笑着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无论如何，一定要坚守学者的学术操守，即使被动为官，也要做一个有民众情感和学者良知的官，不要等同于一般官僚，同时尽量为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壮大做些努力。这样虽然牺牲了自己，但对学科和社会的贡献更大，大的方面说还更值得。这样的教诲使我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上不敢丝毫怠懈，“做好人做真学问”始终是我的信念。
诸如此类教育太多太多，我得到的当然也就很多很多。点点滴滴情景，至今清清晰晰，真是难以忘怀，终生受益。我一生也遇过不少恩公，但能这样坦诚而善意教诲、有效指点迷津的不多，我觉得分外幸运，也倍加珍惜，更终生感恩先生。
先生走了，我无比悲伤，当时有一种天塌地陷而不知所向的感觉。但根据先生的遗嘱，当年我被授予了首届“钟敬文民俗学奖”，这是民俗学界多少学者一生难以企及的最高荣誉；毕业前学校还给我授予了“优秀博士生”称号，也是名额极少的荣誉。惭愧，我有何德何能？竟然受此奖励！尤其是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未能完全按先生的遗愿发展，没有做出像样的业绩，想起来常常惴惴不安。
先生仙逝后，我和同学们尽心操办丧仪，以慰师恩。遗体告别那天凌晨，我借穿刘铁梁教授的黑色衣服，主动要求到北京友谊医院，和安德明等同学把先生遗体抬上灵车，并护送到八宝山殡仪馆，守护整容并送到会场，供三千人吊唁告别。队伍最后是先生的五六十位弟子，我们尽皆跪倒在灵榻前哀哭。之后我和安德明又把先生遗体亲自护送进火化室，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到北师大。那是一个天气昏暗的日子，我们胸中无限忧郁，回来的车上大家都默不做声。一周后寒假，我踏上回家的列车。两天一夜的路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话，只是静静地躺着，默默地流泪。
那些天老是做梦，总是梦见和先生在一起，或者为先生办丧事。回家后几天就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是九死一生，方拣回一条命。我想病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先生的逝世而伤感忧郁过度所引发，同时可能先生在冥冥之中还牵挂着我。所以后来的人生旅程中时时遵循先生的教诲，不敢有大的偏离。
十年风雨坎坷，十年缅怀师恩。现在我聊以告慰先生的是，我按照先生的教诲做到了部分。地方上培养硕士生五六十人，打造高层次学科团队，致力于地方民俗学建设，短短十年间不同层面上获得了相当的学术话语权，同时也为地方的文化建设和学术事业做出了社会上下层普遍认可的贡献。
岁月易逝，师恩无限。敬爱的恩师放心吧，您的教诲，您正直、勤奋、淡泊的高尚品格，永远是学生人生的座右铭和指航仪，我将在巍巍昆仑脚下仰望神圣、真诚善良地行进！
2012年元月10日子夜初稿
2012年元月11日子时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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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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