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笔谈·座谈

　　

 

　　中国的社会学系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直到1970年代末才得以恢复。有人认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学系要做的，是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学习，其中尤其要学习研究方法。而这个研究方法，往往是定量研究，用数字说话。但定量方法在美国行之有效，换到中国这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却未必如此。在不同的地区和环境下，社会学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正如学者Burawoy所说，存在“大众社会学”和“专业社会学”之别。当我们谈到美国社会学的时候，常常指的是“专业社会学”。而现在，中国社会学未来的走向并不很清楚。

 

　　艾尔·巴比：没错。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仅仅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就需要区分不同的研究方法。社会的高度分化要求更有弹性、更精细的研究。我个人对你提到的关于中国社会学系的事情有特别的兴趣，因为197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被赋予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任，他被任命为中国社会学会的主席。他那时出访美国，想借此机会和海外的学者重建联系，并且借鉴一些经验。最后一站是夏威夷大学，也就是我所任教的学校。我很荣幸地跟他会面，然后交流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为我们系的教师做了讲演，大家谈得很愉快。他临走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你的社会学导论教什么？我把自己写的课本拿给他看，他非常的高兴，把书带回了中国。之后我听说，重建中国社会学时期最早的讲习班用到了这些课本，我觉得很骄傲。

 

　　至于“专业社会学”和“大众社会学”的区别，这不是一个仅仅涉及中国和美国的问题，它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在美国，“大众社会学”有很多种说法，有时叫“应用社会学”，在有些情境下，被称作“参与行动研究”。有趣的是，有些主张非介入性研究（Unobtrusive Research）的学者认为，研究者比他们的研究对象要来得高明。我第一次读到这种观点的时候，心想，天哪，说的太对了，我们要去好好研究我们的研究对象，要试着去改善他们的生活机遇（Life Chances）。然而，我们是不太情愿承认为别人代劳是存在弊端的，就像美国常常对发展中国家所做的那样，我们很乐意也急于去拯救非洲遭受饥荒的人民，但事实上，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仅仅是缺乏相应的资源罢了。而“参与行动研究”主张研究者融入研究对象之中，尝试从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出发思考问题，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比研究对象来得多么高明，只是平等与研究对象相处，一起搜集数据，一起完成调查问卷，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在众多的社会研究人员中，有许多人致力于政府研究，尽可能精确地搜集数据，追求对政府工作有所改进。而另外一些人则参与到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中，他们有比较充分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研究，然后通过自己的分析来发掘事实真相。他们可以把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作为政策性建议，也可以在媒体发表，吸引更多普通人的关注。我想中国也应该存在许多不同的研究趋向。

 

　　顺带一提，在美国，人们听到社会学（Sociology），第一反应常常是，你在说社会主义吗（Socialism）？这个在中国应该不成为问题吧。

 

　　

 

　　中国当下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环境中，并没有相应的规范来约束一个学术研究者如何去做研究。据说，有一位做社会运动研究的学者，告诉工人和抗议的群众应该如何应对政府，然后他把这些记录下来作为材料，写成论文发表了。

 

　　艾尔·巴比：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我们现在说，人们为什么不相信社会调查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设想一下，一个研究者突然跑来对你说，你觉得政府的工作做得好吗？你觉得政府腐败吗？你会怎么想？这些询问都很傻，而且会让被访者警惕。被询问的人觉得安全与否是很重要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有什么安全感可言，特别是如果这种询问还是来自官方的调查人员的话。如果是高校研究机构的调查，可能会让被访者感觉更安全。

 

　　我想，我们需要进一步关心的，是职业伦理的建设问题。在美国，几乎每个学术职业组织都有一套相应的伦理规范。比如说，研究者搜集得来的一切信息，都是高度保密的，不能泄露给除开研究者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我知道有学者因此担上蹲监狱的风险。警察要求他交出调查笔记，以便查证犯罪嫌疑人，这个学者拒绝了。他说，我向我的研究对象保证过，他们的个人信息一概不向外界透露。后来，ASA（American Sociology Association，美国社会学学会）还专门聘请律师援助他。此外，还有许多基本规范，像不要歪曲伪造数据，不要欺骗误导受访者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尽可能地做到诚实无欺。这是学者们的基本共识，为学术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所遵守。而我们的职业伦理手册页数很多、很厚，主要内容就是指导你如何在学术研究中做到符合职业伦理。中国社会学学会有没有类似的制度、惯例？我不是很清楚。

 

　　

 

　　似乎是没有。而且我们现在缺乏美国学术界中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伦理审查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监督研究者。

 

　　艾尔·巴比：这样说来，可能这种机构的确是当下中国所需要的。而且，更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和惩罚机制。在美国是这样。如此一来，研究人员面对外界压力时，就能够借此为自己辩解：我是在做研究，我有权利这样行事，如果我不这样做，违背了职业伦理，那么我就会被逐出ASA，我的文章找不到学术期刊发表，没有学术会议愿意让我参加，从此在学术圈内我就再也升迁无望了。这种机制的存在，非常的重要。

 

　　

 

　　您刚才提到，美国受访者接受调查时，研究人员的背景如果是高校而不是政府官方，受访者会更有安全感。但中国受访者似乎对谁都信不过，除非是居委会出面，他们才敢接受调查。在美国，研究者常常会长期追踪一个受访者，有的时候甚至时间长达几十年之久。为什么美国的普通人这么愿意跟研究人员合作？

 

　　艾尔·巴比：这可能牵涉到一个社会调查中关键的伦理问题，我愿意谈一些个人的体会。中国人之所以对陌生人持警惕态度，对居委会放心，是因为他们确信这样受到伤害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少一些。而对美国的社会研究人员而言，“自觉参与”和“对参与者无害”是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虽然遵循起来常常有难度，却必须这样做。这些原则要求研究人员告诉受访者研究的性质和可能的危险，受访者参加与否完全出于自愿，而且绝不能因为研究受到伤害。我自己通过电话调查的时候，如果受访者对我的请求回答“是”，那么就意味着他同意了“自觉参与”原则，那么接下来我所要做的，是在完成研究的同时，保证不要让他尴尬，或者危及他的工作和生活等。这两条原则现在已经越来越正式化，并在美国社会广泛形成“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共识。

 

　　

 

　　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常常会因为误用、滥用和不恰当地解释统计数据遭到指责和嘲笑。在美国也是这样吗？

 

　　艾尔·巴比：如果我说“不是”，你会不会很惊讶？呵呵，开个玩笑。他们也经常这样，应该说是非常频繁地这样做。如果你稍微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常常会发现，同一个地方，A说失业率上升了，而B说失业率下降了。你会想，这怎么可能？但其实是可能的，这取决于如何对概念进行定义，采用何种分析方法去解释数据。关于这类事情，有个做法叫“有西瓜不讲芝麻”（原文为Cherry Picking，意指尽挑好的说，故意略去坏的方面不看）。数据的这一部分看上去挺光鲜漂亮的，好，把它拿去发表，其他的就舍去不要了。人们，特别是政客，常常玩的就是这种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