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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绍原不赞成表面激烈的行为例如拆毁庙宇之类，他强调应作学理的深入分析，帮助人们理性地认识问题。江先生指出，“一切同近代科学相冲突的意念，信念以及与它们并存的行止，我们皆呼为迷信”，“迷信研究是对人类文化演进程途中黑暗错误方面的研究”(《中国礼俗迷信》)。这种现实针对性很强的学术研究正是当时推进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而从事于此的人很少。叶圣陶先生在《江绍原君的工作》(《文学周报》1926年12月27日)一文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江先生工作的手段与意义——
从线装书里，从稗官野史里，也从当代人的相互交谈里，研究各个新鲜有趣的题目，像《发须爪》、《血红血》、《冠礼》、《关于天癸》等等……他告诉我们许多习俗的原始意义以及流传下来的遗迹，他只是叙述，只是说明，并无其他。我们看了，对于以往的史迹固然用不着轻鄙；但是当我们觉察到现在的生活还在遵行古昔的蛮俗，或者还在跟随陈旧的迷信的时候，至少要擦一擦眼睛醒过来吧。
这样的工作显然是合于五四以来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时代主潮的。鉴于古老的迷信至今还有不少遗存，那么可以说这样的工作不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有意义，今天也仍然有意义。
举两个例子来看。
我们知道，鲁迅小时候曾经被抱到附近的长庆寺的小庙里，拜龙师父为师傅，算是舍给寺院，于是得到一个法名叫“长庚”，还有两件法宝——一件衲衣和一种叫“牛绳”的装饰品，据说这样就可以避鬼避邪，平安无事。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对当时这种迷信作过一些解释，大意说，在那时读书人看来，和尚“无家无室，不会作官，却是下贱之流”，而妖魔鬼怪是不来伤害没有出息的小孩的，“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养大。”这种解释当然是可信的，可惜不怎么充分。鲁迅这篇文章主要是写龙师父，不便在诸如此类的迷信上多费笔墨。而按江绍原先生的分析研究，这种办法叫做“寄名”，类似的迷信还有“借名”、“偷名”、“撞名”，目的都是在名字上动脑筋，从而保平安，图吉利。这样的迷信现在大约是没有了，而今人为自己起的网名，似乎也还有不少值得分析的文化心态在内，甚至也不无迷信的成分。
又如中国古人认为头发乃是人体中的精华，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受之父母，不能损伤，而囚犯要强行给他剃去头发，这就是所谓“髡”刑，为五刑(墨、鼻、宫、刖、髡)之一；轻于剃光头之髡刑的称为“耐”刑，内容是剃去受刑者的两鬓和胡须。剃去头发胡子，用今天的观念看完全没有什么，平常人也有剃光头的，刮胡子更是成年男子几乎每天都要做的功课，现在蓄须的人很少。古人却不这么看，失去了头发和胡子就会元气大伤，而且显得与众不同，必是坏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红卫兵颇热衷于给“革命的对象”剃去头发，或瞎剪一通，谥为“黑帮头”，又有强行给剪一半留一半或在中间推去一道的，则称为“阴阳头”，以表示其人阳奉阴违，是个野心家阴谋家，同时自然也属于“黑帮”的范畴。这一做法当时固然属于所谓“革命行动”，而其实乃是老一套的迷信重新泛起。十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文革”与头发》(《寻根》2000年第2期)，其中回忆当年耳闻目睹的种种情形，略加分析，文中即引用江先生在《发须爪》一书中说过的一段话为证：
至于发须呢，如我们曾说明，它们尤其是人身的精华，几乎与血与精这一红一白两种汁，占同样重要的地位、罪人饶他一死也可，他的毛发，却必须除尽——岂但光脸秃头可供众人的玩赏，主要的真正的目的，在伤他的魂，这似乎是换个法子取他的命……它们的效果虽不得与枭首寸磔，相提并论，然就动机而说，许同是古人穷凶极恶的心理的表现。
由此可以推知，“文革”初期表面上在“破四旧”，其实却把很原始的迷信都请出来，奉行如仪，算是“革命”。最古老最荒唐的迷信竟然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实在令人浩叹。
现在不搞运动，大讲经济了，这当然是了不起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很大；但似乎又有不变的东西在，例如有不少人迷信“八”字，以为可以带来发财的好运；修阔气的坟墓，大烧其纸钱，更几乎到处可见；最莫名其妙的是，据说有忙于谋职的大学生专程跑到北京卧佛寺去拈香祷告的，因为这个庙名同英语的“办公室”读音相近，几个头一叩，他就能当一名白领了。
看来反迷信的路还很长，江先生的书还有现实意义；尽管他老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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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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