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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现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为了刻画出一个复杂而完整的故事，并使故事更形象、生动和让观者一目了然，艺匠就把最能反映故事实质的、最具代表性各个环节的人与物刻画出来，再现了事件主干的情节。既有故事发生时的关键人、物，又有发生过程中的描绘，同时还有事件结果的表达。画面看似复杂错综，却有条不紊。以《嘉祥汉画像石》[8]图44(图92)为例，画像分四格。由上至下，第三格右边是晋献公的爱妃骊姬和其儿子，一犬倒在地上，犬右边是晋献公;左边是太子申生在拔剑自尽，其身后有交头接耳的大臣。叙述了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一心想谋害太子申生，让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之位。一次，申生给晋献公送食物时骊姬指使人在里面放了毒药，而嫁祸给申生，致使申生自尽。画面中出现的骊姬与其子是故事的起因，倒毙之犬是故事发展中的状态，自杀的申生是事件的结局。不但有主要的人和物，还通过相关人、物的姿势和道具(剑)，完成了一组具有始终的悲剧。
4、表现为混合型的故事
此种表现手法的汉画在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出现过，其表现手法的意图目前还不能作出确切的解释。但可以认为，匠师是故意把两个故事组合到一个画面上，一组画面表现了两个不相关联的内容。例如沂南汉墓的中室北壁东段画像(图93)，画面分两格。上格刻二佩剑武士，二人中间有一豆，豆上放二桃，表现的是常见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但二人旁边分别题刻了“令(蔺)相如”和“孟贲”，表现了另外二个历史故事中的人物。[9]《临沂汉画像石》一书中解释画像与榜题不一致的现象是因为误刻。如果仅一处榜题出现题刻的文字错误还可以说得通，但是多处画面或题字出现了与原来故事情节不一致的情况，就不是因为匠师粗心所致了。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是描写春秋时期有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人臣事齐景公，以勇力著名。齐相晏子请景公以二桃赐与三人，并论功吃桃。三人互不相让，最终皆弃桃而自杀。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大臣，其以奉命带璧出使秦国，并完璧归赵而著名。孟贲是战国时齐国的勇士。焦循正义引《帝王世纪》曰：“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齐孟贲之徒并归焉。而孟贲生拔牛角，是谓之勇士也。”故事中出现了不同年代的人物组合在一起。
中室南壁西侧下部的画面，从左到右为持节佩剑的人物，榜题“齐侍郎”，对面之人榜题“苏武”，最后是站立的“管叔”。他们也是不同年代的人物。此墓还有其他的历史故事，有的有榜题者，有的无榜题，种种迹象表明后者和前者一样也是复合型的画面。如果说出现一处误刻还情有可说，但有了许多的画像就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这种混合型的画像表现方法，虽然目前没有被考证其真实用意，但一定不是因匠师的误刻或对历史的知识一知半解。首先，建造如此豪华的墓葬，墓主一定有很高的身份或财力。其次画像的雕刻技法精美，墓主请的非一般平庸的艺匠，所以画像中出现的混合型图像不会是任何原因出现的差错，误刻之说难以成立。另外，“在孔子见老子的阵营里，将孔子的弟子子路安排在老子的行列，将晏婴当成孔子的弟子”，张从军先生对此现象解释为：“一是对于历史知识的无知或一知半解……;二是有意所为。如将苏武和管叔组合在一个画面的目的在于，以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和教育。将蔺相如的无畏、孟贲和三力士的力大无穷组合在一起，显示力量的强大。以此装点墓室，在教育借鉴之外，增加辟邪的威力。”[10]邢义田先生认为：“画匠习惯将文献中提到的孔子见老子、相橐七岁为孔子师本不相干的两个故事合在一起，甚至加上晏子或周公。因为孔子和晏子、周公之间也各有不同的故事。”并推测可能是画工把相关的故事串联在了一处。[11]
5、表现一个故事发生的不同时间段
通常艺匠都是舍去故事的枝蔓，抓住故事最主要的情节，对典型人或事进行刻画。而故事发生的主要情节的区间里，也分时间的早晚过程。艺匠有的选取正在实施时的状态，有的选取事件的尾声等各个片段，从不同角度完成故事的主要过程。邢义田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山东莒县 “碑阙”、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武氏祠、孝堂山石祠、临沂吴白庄汉墓和安徽宿县褚兰两座石祠西壁上，都是选择不同时间段的“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12]画像以事件的发生地渭水桥为地点，七女或乘船，或骑马;被七女报复者长安令或坐在车上，或落入水中，以不同时间段的场面反映了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
姑且不论上述所说的是否全是“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笔者赞同其故事的刻画分不同的时间的观点。但邢先生把同一故事不同的布局，定义为“格套”的说法，难以苟合。
邢先生认为，“七女为父报仇”故事的内容和布局都有共通的构图元件：“(1)一座在画面中央的拱桥;(2)桥中央的马车或牛车;(3)七女子;(4)遭报复的车主。”并对“格套”解释为：“格套并不是一套单一、固定不变的形式框架，而是最少包含概念、空间和时间向度，既具规范作用，又允许相当程度形式甚至内容变化的制作习惯或依据。它们是画像制作者和需求者之间长期互动下的产物。”[13] 邢先生也注意到和林格尔和东莞七女画像几点明显的不同：“(1)和林格尔七女或骑在马上，或乘船在桥下;东莞七女全不骑马。(2)和林格尔七女没有武器在手，东莞七女皆手持刀、盾、勾镶等武器，(3)和林格尔的长安令在马车上，东莞受攻击者则在桥下。”他也考虑到这些差异会影响“格套”之说，进而又解释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缘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差”，来阐述“格套”说的合理性。此解释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画面的时间差与画面的布局的关系，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此宽泛、模糊的名词，伸缩性非常大，何来“格套”可言?“格套”之词不见工具书记载，只是硬拼凑的生造词;就此处的“格”与“套”二字字面的意思，大致都具有一定规范、格式的意思，也就是有一定的条条框框，但上述画像中却不存在这种现象。所以，笔者认为“格套”之说不确切，更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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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9-12-12 17:2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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