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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陈寅恪和傅斯年会被称为“中国的兰克”，我们注意到很有趣的是，实际上他们二者的历史研究采用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哲学和方法。
作为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傅斯年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证主义科学取向。他认为历史是由地理—气候这样的事实所决定，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类似。他并用此观点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时，傅斯年认为历史是人类朝着理性、科学思想的普遍进步过程。他称经验主义的训诂和考证为科学与理性思想的先驱，由此摆脱了西方色彩而提升到了普遍地位。而兰克及其考证方法强烈反对对历史的任何阐释，他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对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让包含在史料里的事实本身说话。因而，兰克也反对运用任何历史理论和观点，并激烈谴责史家涉足政治。
以上简短的概述表明，在傅斯年那里，使中国的历史服从普遍规律的做法使其淡化了独特性。他试图通过将中国纳入具有普遍特征而事实上来自西方的世界历史之中来建立中国认同。当他力图在中国历史中寻求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先例时，他便放弃了寻求什么是中国特有这一问题答案的可能性。
虽然傅斯年仅有一次提到兰克，但他将自己的方法等同于兰克的方法，即经验主义的兰克，也并不是不可能。这种方法无法解决既能维护独特性而又不陷入相对主义和历史性这一问题。事实上，傅斯年使中国历史服从普遍规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未来的预测这一方法，可以被理解为对中国过去的非历史主义化。然而，傅斯年同时又怀有民族主义诉求，希望中国列居世界民族国家之中平等的一员，因此便与他自己的方法论预设相矛盾，一次又一次被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行动之中。这不仅反映在他的许多时论和一些方法论的文章里，而且在其1930年代的史学论述中也有所表达。
与傅斯年相比，陈寅恪更强调文化的个别性。他假定所有文化是平等的，因此而隐含了普遍主义的视角。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的渐进发展，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其核心，但同时强调这是抽象理想而非具体的永恒不变之教义。他关注当下的中外交流，是为了表明民族精神通过对外来影响进行吸收消化而始终在发展。
陈寅恪认为正是对外部刺激的接受，通过保护其核心从而保证了中国文化的持续存在，虽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任何关于永恒不变的民族性的观点都违背了变化中的延续这一观念，其命运则如同对与中国民族精神不同的外来思想未消化的吸收。
使陈寅恪免于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是其“抽象理想之同性”的观点。在提到柏拉图时，他重新指出了普遍性的基础，不是通过声称人文主义的中国文明优于西方（例如张君劢），也不是提倡普遍的科学（如傅斯年），而是认为人类的普遍性是“抽象理想”，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必须受到保护以维护各个文化的认同。
因此，史家的任务就是去重拾民族精神。为此目标，陈寅恪只能采用历史主义的、解释学的方法。他的研究基于对史料的仔细梳理，以达到对民族精神在各历史时期之具体表现的“同情之了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史家才可以以今天的视角对历史进行评价。而要做到这一点，史家必须远离政治。因为历史不再是某种绝对原则的表现，史家放开原先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立场而通过史学以实践普遍的道。陈寅恪因此而消解了传统的知与行的统一，赋予史家新的角色，即仅仅作为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守护者。
尽管陈寅恪强调的是抽象理念的各种特殊表现，他的史观仍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形式。这些理念的具体内容因文化而易，在历史进程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理念及其相关的文化不能用进化论的一般原理或者通过普遍准则被整合进世界历史，如傅斯年的观点。陈寅恪关注的是“中国”历史，因而试图寻求一种途径，使个别文化在被纳入世界历史时可以保留其文化的特殊理念。
在陈寅恪身上更难分辨出兰克的影响。虽然他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兰克，但后来的史家认为这样一种影响的确存在。如果考虑到陈寅恪曾经在德国留学多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了解兰克以及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
陈寅恪的观点无疑更接近兰克的解释学的理论，努力解决个别与普遍的关系问题，并反对任何目的论的进步观念。但这不应误导我们忽视陈与兰克之间的本质差别。
兰克生活在基督教时代，神学的神意说依然盛行，尚未因20世纪的破坏性打击而陷入困境，而陈寅恪不可能退缩到基督教的上帝那里以求抚慰。同时他比兰克经历着更深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动，儒学正急剧衰落，并因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加速。这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远非法国与德国文化之间的差别所能比拟。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与欧洲后期的历史主义相比较，陈寅恪试图建立起一种史观，可以包容变化，但不至于对延续性和认同感产生威胁。他采用注重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实现了这一目标。和兰克一样，陈寅恪认为历史的意义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但同时他又指出意义可以因不同人的解读而不同。与狄尔泰的历史方法论相比较，陈寅恪好像试图将历史意义概括成过去人类活动的显现与现在人类视角之间对话过程的产物，并在交互而一致的伦理和文化取向庇护下得以融合而生。没有形而上学的背景，并反对进步论的普遍目的，陈寅恪的史观为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同一文化内部的多元性保留了更多的空间。
陈寅恪的例子清楚地表明，民国时期的一些中国历史学家与其欧洲同行一样，试图抓住现代性特有的历史性与相对性问题。因此，我提出一种解读，有关历史性、民族个别性以及普遍规律之间关系的中国人的观念，不应仅将其看做保守主义的主张，同时我认为这些观念并不像有时所认为的那样边缘化。诚然，陈寅恪是一个特例，但对学衡派史家之史学的分析表明，他们对于历史、文化和国家的观念要比我们原先以为的更多元化而少霸权色彩。然而，这些观点确实长久以来遭到忽视。其原因很复杂，但我以为有三个重要方面或可以解释。
第一，由于持这样的史观，这些学者有意识地回避政治，因此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影响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撰写了多卷本的中国史和中国文化史，这些著作广为传播且经常被引用。
第二，由于他们反对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史观，因而未能跻身于主流辩论之中，常常遭到忽视。
第三，或许是最重要的，他们关于历史的概念很难被简单纳入到进步史观的范畴之中，并对具有意识形态霸权的西方直接构成挑战。由于他们“拒绝投降”使他们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这种态度确实不同于具有民族主义的反帝倾向的史家如傅斯年等。
（作者单位：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东亚研究所）
(本文分两部分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13日和10月20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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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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