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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安德鲁·朗（Andrew Lang）不无赞许之意地称赞荷马对女士高贵、温柔和具有骑士风度，并塑造出了完美的母亲（忒提斯），完美的妻子（安德罗马克），完美的少女（瑙西卡娅），甚至说《伊利亚特》里的众多女性给史诗提供了“女性的兴味”（female interest），然而，我们大致上可以判断，荷马史诗并非一边倒地赞美女性和美化家庭生活，而是介于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诗中既有对贤德女子和夫妻琴瑟和谐的婚姻生活的热烈赞美，亦有对僭越道德底线的危险女人的严厉谴责，以及女人即祸水的典型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表露。
与这种复杂的女性观相似，荷马史诗对“家庭”的态度也处在两可之间：一方面对家庭的忠诚被赋予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位荷马英雄因为他与女俘等女人的性关系遭受批评，而妻子的通奸行为也并没有像后来的古典时期那样被看成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亦复如是。史诗告诉我们，婚姻对英雄赫克托尔、奥德修斯非常重要，但我们却不能说对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个人的存在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何况史诗对父子关系、男性情谊（如阿基琉斯和帕特罗克洛斯的“爱”）的描述在深度和强度上远甚于所描写的夫妻关系（M.I.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1999）。然而另一方面，赫克托尔与安德罗马克，奥德修斯与佩涅洛佩，是荷马描述过的最美好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情深意重。这也许显示出，在荷马时期，正在形成某种价值体系，允许诗人去承认一个男人对他妻子的深厚感情，或者说，妻子成为男人行事动机的一个重要部分（Sue Blundell,Women in Ancient Greece, 1995）。奥德修斯拒绝神女卡吕普索的理由是家有贤妻，拒绝公主瑙西卡娅的理由是夫妻二人“同心同德”是世间最美好之事。另一位英雄赫克托尔念及特洛亚会沦陷时，并不为发生在特洛亚人身上的痛苦，或是他的双亲以及勇敢的诸位兄弟所受的灾祸痛心疾首，而是“更关心你的苦难”（《伊利亚特》）。赫克托尔虽然忠诚于城邦，忠诚于父母亲人，但他最忠诚于妻子，妻子的地位排在最先。
所以麻烦的是，我们既可从史诗里找到蔑视妇女的证据，亦时常听到推崇美好女性的声音。看来，荷马把女性以及与女人密切关连的家庭、婚姻都放置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话语之间。对当今的读者而言，该如何理解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女性观？
荷马的女性观及女性主义立场
对荷马女性观的首鼠两端，西方一些学者以为与诗歌传统有关。无论荷马史诗还是古风时期的抒情诗都对女人毁誉参半，荷马史诗的传统还刻意抑制了一些负面的细节隐而未发。又或者，诗歌的类型也决定了某些诗人赞美女性居多（如荷马、萨福），某些诗人则不遗余力地谴责女人（如赫西俄德、塞蒙尼德斯）。国内学者裔昭印则以“荷马史诗既包含了尊重妇女的因素，又包含了歧视妇女的成分”表述了荷马对待妇女的态度。
按照西方古代批评较为传统的观点，比之古典时期的雅典妇女——她们很少享有自由，而且受到男性的蔑视和压迫——荷马式社会以及历史上斯巴达社会中女性享受的自由和尊重更多更明显，但这种通行的正统看法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遭到了驳斥（基托，《希腊人》，1998）。换句话说，雅典妇女不见得遭到男性世界蔑视，而荷马社会中的女性也未见得享受了多么大的自由和尊重。
西方当代的女性主义者考较荷马史诗时，也为史诗模棱两可的女子形象所困扰。譬如，《奥德赛》中的女子积极地主张和建构属于女性的权力，但最后仍遭到男性世界坚决地否定。就算佩涅洛佩这样贤良淑德的家庭女子，她不乏男性英雄的品质，也做出了堪称英雄的壮举，但荷马通过奥德修斯和特勒马科斯眼睛所看到的佩涅洛佩，正是一般男性对家庭中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的看法。荷马通过她，真实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男性世界对她这样品性卓越的女子既赞扬又漠视这样暧昧不清的态度。面对如此迷局，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出“失败的女性主义”解释之。在这些批评家看来，若承认荷马是女性主义者，佩涅洛佩是女性主义的英雄的话，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女性主义并未对传统的男性中心思想构成挑战，因而是“失败的”。
然而“失败的女性主义”之说完全是在现代视野下言说荷马的女性主义。且不论《伊利亚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奥德赛》绝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本，荷马亦非一个现代女性主义者，现代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解释不通荷马的女性和女性观，并不奇怪。从荷马史诗最高的女性典范佩涅洛佩身上，我们可以体认出荷马的女性主义立场，但这绝非现代的女性主义立场，毋宁说是一种属于荷马时代的古代女性主义立场：在荷马时代的社会中，女性可以被允许以不与男性权威冲突的方式在家庭或公共领域发出她们的声音，但她们不能越界，符合男性道德标准的女子甚至可能被赐予荷马式的“荣誉”。佩涅洛佩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荷马女性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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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11-0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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