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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先秦叙事已经表现出相当清醒的自觉意识，作者的主体意识亦有所抬头，这些促进了对艺术形式的讲究，导致了叙事中虚构成分的增多，为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分道扬镳、各领风骚作好了准备。
初始阶段的叙事应当是对事件信息的被动摹仿与记录，其典型表现为先秦瞽史对 “言”的机械诵记。随着记事载体的丰富与认识能力的提高，叙事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与神明通话的卜问为问事者带来了庄严自豪感，中国的史官精神，其核心之处在于记事之笔外关神明内系良知，对所记之事绝对不能因循苟且。铭文的“铭者自名”性质，导致“叙述者”（narrator）“称美而不称恶”，因此青铜铭事必然是一种带有夸饰成分的炫耀性叙事，“隐恶扬善”在宗法制背景下进入我们的家族纪事传统。在《诗经》的史诗片断中，可以感到一种对部族历史的有意识的记诵，周人其实也尝试过用诗篇形式记录自己的过去。“吉甫作诵，其诗孔硕”等旁白类诗章则告诉我们，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穆如清风”、“孔曼且硕”等既是自誉，也体现了诗人的自信，“凡百君子，敬而听之”更显示了他们的自重与自尊。
子史叙事中，叙事的自觉意识表现得更为充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乃是因为《春秋》的一大功能在于留存记事者的评价，孔子的目的是通过记述史事将 “乱臣贼子”钉上历史的耻辱桩。《左传》中的“君子曰”（包括“君子谓”之类）凡87见，这个数字表明叙事主体在《左传》中频繁地现身文本，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评价，显示出一种指导阅读的高昂姿态。“君子曰”是叙事学中 “介入叙述者”（instrusive narrator）的中国代表，西方的 “介入叙述者”到18世纪始见活跃，由此可以看出先秦叙事中“君子曰”的难能可贵。“君子曰”的深层影响表现在开创了“卒章显志”的叙事程式，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布下了一种思维定势：在讲述完故事后倘若不安排有形无形的 “君子”出来议论一番，这种叙事似乎便不完整。诸子之文中的寓言，其功能亦为宣扬作者的观点。屈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的创作者，膨胀的主体意识使屈赋中的 “感事”成为一种横放不羁的情感流溢，所谓 “骚体”就是在这种感事之情的喷涌中形成，激情澎湃的叙述者驱驭着映入自己迷茫之眼的日月风云、善鸟香草等密集意象，与它们一道进行着风驰电掣般的天地神游。凡此种种，表明这些作者不但意识到自己在叙事，明白自己是为某种既定目的而叙事，而且认识到自己是叙事的主宰，这一切使得叙事形式逐渐变得讲究，也使叙事内容中出现程度不等的虚构因素，创造性叙事就是这样在实录性叙事中逐渐生成。《尚书》中的《金滕》与《左传》、《国语》中的许多篇章，完全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诸子之文更蕴藏了大量文学精华。
先秦时期文学尚未正式独立，文史兼涵的经史子典籍构成了 “双水分流”前的共同渊源，后世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都有充分理由从中追寻自己的传统。从文学立场上看，《尚书》、《左传》中的 “诬谬不实”，恰恰代表着文学性叙事在史传母体内的躁动。先秦史传中的文史矛盾可用“史有诗衣”或“虚毛实骨”来描述，如《左传》中的骨干事件大体真实，但敷演其外的微细事件未必皆为可信，因为作者一般不大可能获得那些 “如聆謦眅”般的信息。晋灵公使眆眊刺赵盾之事应属事实，眆眊在行刺过程中的思维活动与自言自语则为想象的产物。细枝末节的虚构与通体虚构之间并无堤防，一旦作者的兴趣由记事移向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叙事中的虚构因素便会由“衣”向“体”蔓延，由“毛”向“骨”侵蚀。《战国策》除记述摇唇鼓舌的纵横家之言，还穿插了70余则纯属虚构的寓言故事。《穆天子传》与《晏子春秋》由“虚毛实骨”发展为“真名假事”——穆王与晏子实有，穆王共西王母唱酬与晏子“二桃杀三士”等却未必有。在这些“非子非史”、“亦子亦史”的叙事中，虚构因素进一步增多，文学色彩趋于浓厚。产生于秦汉时期的 《燕丹子》、《吴越春秋》与 《越绝书》等杂史杂传，继承并发扬了“真名假事”的叙事传统，其形态具有典型的由史传向小说过渡之特色，为后来文学性叙事“脱史入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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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07-0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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