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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人祸水
在男权社会的法则中，女性的存在是为男性提供服务的，其中之一是性的服务。自古以来，人类都把性行为视作男女之间的一场生理和意志的较量，平素身强体壮的男人往往在此败走麦城。失败意味着优越地位的丧失，意味着被操纵，这对于处在主人翁地位的男性来说，他们在女性面前将永远面临愉悦与投降的危险局面。对性的渴求是男人无休止的生理需要，而性的失败又成了男人常常面对的尴尬结局。屡战屡败显然不是英雄所为，于是，男性英雄在性的诱惑面前必然分化为两种模式：以未央生之流为代表的“性英雄”，以石秀之流为代表的“性的憎厌者”。要么战而胜之，要么远离诱惑。
两者之间，后者显然拥有更多的伦理上的支持，于是，男人通过不断完善的理论结构对女性进行诅咒、贬抑，实质上掩盖着男人性挫败的自卑，以及对女性性魅力的恐惧。男人通过这种方式，将自身性需求和性能力的冲突，嫁祸为女色与事业的冲突。
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我们要批判的是“女人祸水”论，然而纵观中国文学尤其是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能够成为“祸水”的，往往只是美女，而且仅限于具有性魅力的美女。
漂亮女人即使不主动加祸于男人，也必将成为男人的负累。阎婆惜、刘高妻、潘金莲、潘巧云、白秀英、贾氏这等“淫妇”自不必说[24]，即使贞洁如林冲娘子，也是变相的惹祸者。林冲本是京师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世家子弟，闲适富足，只因娶得美貌“好娘子”，惹着高衙内“自见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爱他。心中着迷，郁郁不乐。”[25]并为此设下毒计，几次三番的要将林冲置于死地。林冲自然明白飞来横祸之因由，发配离京时对丈人的一番话“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的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26]听来令人心酸，却是林冲的无可奈何之语。
江苏农村打麻将时有唱牌的习俗，如打西风便唱“西”：“西门庆呀，武松杀嫂，美貌佳人，惹祸的根苗……丑妻薄田家中宝”[27]云云。一个“惹”字说得好：即使本人无意为祸，其美貌也必将引来灾祸。[28]
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单个女性的生育功能已经不是女性价值的衡量标准，女性作为男性的性对象，其价值最终受制于男性的性审美需求，其中对“姿色”的要求成为性审美的主要条件。
由于女性是作为男性的需要而不是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而存在，女性的社会进取之路被父权文化一一堵死，下层妇女跻身上流社会或自主选择命运的惟一可能就是拥有倾倒男人的性魅力——美貌。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只有美貌的女性才有可能获得影响甚至支配男人的机会。孙绍先在分析《西游记》时说到：书中雄性妖魔大都奇丑无比，而雌妖的化身却多是绝色美女，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男性靠恐吓和暴力迫害人，而女性则靠美色诱惑人。[29]
作为“家中宝”的女性形象，却多有外貌丑化的倾向。闺训中女子“四德”，有“妇容”的要求，但其真实内涵，“决不是要求女性注意修钸打扮，而是相反，要求女性尽可能自觉地减少对异性的吸引力……各种明清小说的插图，其正面的女性形象普遍有低头、含胸、敛眉、闭唇、藏手足的特征。”[30]所以各家闺训在谈到妇容时，一般都要强调“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唱三国听三国之人，都宁愿相信诸葛亮因为娶了一位丑陋的贤妻而受益无穷，而不愿看到孙权周瑜因为娶了大乔小乔而有什么好下场。
奇怪的是，象无盐、宿瘤这样有德无貌的国宝级女子，从来都只有理论说教上的意义，很少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无论是诗文、笔记、小说还是戏曲，都乐于以美女故事作为素材。作为男人书写的文学，其对于美女的态度是既爱又恨：一方面，美女是它艺术表现的审美对象；另一方面，美女又是它咒骂、贬损的对象。于是，充斥其中的总是关于红颜薄命、美人祸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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