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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民俗资料汇编(全70册)》出版
  作者:黄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8-04 | 点击数:29175
 

序  言

  二十世紀初,中國現代民俗學作爲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拉開了序幕。緊接著,民俗學運動的先驅者們藉鑒西方民俗學和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很快樹立了與世界接軌的現代民俗學學科意識,有了民俗學調查、研究和教學的令人敬佩的實績,創建了在現代學術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的民俗學學科,也爲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寶貴的民俗學文獻。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现代民俗學的發展歷程可分爲四個階段。

  (一)發源、開創時期(一九一八—一九二六)

  這一時期的民俗學以在北京大學發起的歌謡學運動爲中心。一九一八年二月,北京大學教授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等主持成立了一個歌謡徵集處,他們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了《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謡簡章》,並在《新青年》及各地報紙轉載,開始了在全國範圍内徵集歌謡的活動。《簡章》説明了搜集歌謡的較嚴格的要求:“歌辭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亦不可改爲官話。”“歌謡通行于某社會時代,當注明之。”“歌謡中有關歷史地理或地方風物之辭句,當注明其所以。”從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起,《北京大學日刊》開設了《歌謡選》專欄,每天刊登一則歌謡,由劉半農編選並做考訂説明,前後共刊出一百四十八則。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謡研究會,由沈兼士、周作人任主任。一九二二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後,歌謡研究會歸入該所的國學門。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歌謡》週刊創刊。由周作人起草的週刊《發刊詞》説明了搜集歌謡的兩個目的:本會搜集歌謡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歌謡是民俗學的一種重要資料,我們要把它輯録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因此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儘量的録寄,因爲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該刊物先由劉半農、沈尹默任編輯,後由周作人、常惠任編輯。當時,魯迅、李大釗、顧頡剛、劉半農等著名作家、學者都有自己采集的歌謡發表,魯迅還爲《歌謡》週刊紀念增刊繪製了精美的封面。

  從一九二三年一月開始,《歌謡》週刊擴大了範圍,除歌謡外,還收集神話、傳説、民間故事、方言、習俗等資料,並發表相關研究文章。到一九二五年六月,該刊共出版九十七期,增刊一期,搜集歌謡一萬三千九百零八首,發表了二千二百二十六首。其後,該會所組織的稿件併入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改爲月刊)。一九三六年四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歌謡》週刊復刊。歌謡研究會還出版了個人搜集的作品集,如顧頡剛的《吴歌集甲集》《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董作賓的《看見她》等。一九二三年五月,“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成立。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顧頡剛、容庚、容肇祖、孫伏園等赴妙峰山香會進行調查,其後在《京報副刊》出了六個《妙峰山進香專號》。北京《京報》還在魯迅支持下開辦副刊《民衆文藝》週刊,自一九二四年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共出版四十七號,登載了許多歌謡、民間故事等。

  (二)奠基時期(一九二七—一九三〇)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民俗學運動的中心轉移到廣州的中山大學。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鍾敬文等發起成立了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從屬于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同年十一月創辦了《民間文藝》週刊,由董作賓、鍾敬文任編輯,出了十二期後,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改爲《民俗》週刊,由鍾敬文、容肇祖、劉萬章相繼擔任編輯。顧頡剛在《民俗》發刊詞裏説:“我們要站在民衆的立場上來認識民衆!我們要探檢各種民衆的生活,民衆的欲求,來認識整個的社會!……我們要把幾千年埋没的民衆藝術、民衆信仰、民衆習慣,一層一層地發掘出來!我們要打破以聖賢爲中心的歷史,建設全民衆的歷史!”這一方面是表明刊物遵循民俗學研究民衆生活的學術宗旨,一方面也是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民主、科學精神。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停刊,《民俗》共出版了一百二十三期,在將近六年的時間裏發表了大量搜集調查來的民間文學作品和學術研究文章。後來該刊曾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復刊,改爲十六開大型《民俗》季刊(實爲不定期刊),由楊成志主編,但因戰争影響,衹出版了八期,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由鍾敬文主編了最後一期兩卷合訂本後停刊。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成立不久,就開始在顧頡剛主持下出版民俗學叢書,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共出版三十七種三十九册,約有一半出版于一九二八年。叢書發表了學者們在歌謡、故事、傳説、謎語以及民間信仰等風俗方面的調查材料,也有一部分研究性著作,以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至三册)、《妙峰山》爲代表,前者從歷史傳承和地域傳播的角度研究孟姜女傳説的流傳和演變,被鍾敬文先生譽爲“民俗學的《論語》”;後者則是中國民俗學第一部運用實地考察資料寫成的專著。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一生從事民俗學事業,終被譽爲“中國民俗學之父”的鍾敬文,當時因編輯叢書中王翼之的《吴歌乙集》而被中山大學辭退。該書本是顧頡剛向其同鄉王翼之組稿,由鍾敬文經手編輯印行。因民間歌謡有表達愛情的率真直露言辭,被一些觀念保守、不瞭解民俗學的教授和校方看做淫穢的“性愛”内容。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校方在《國立中山大學日報》發出題爲《大學院訓令禁止生徒購閲淫猥書報》的通告,並于七月四日突然辭退了鍾敬文先生。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日開辦了“民俗學傳習班”,授課教師與課程有顧頡剛的“整理傳説的方法”、容肇祖的“北大歌謡研究會及風俗調查會的經過”、鍾敬文的“歌謡概論”、何思敬的“民俗學概論”等,有二十二名學生參加學習。民俗學會還開設了“風俗物品陳列室”,舉辦了民俗物品展覽。在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影響下,福建、廣東、浙江一些地方也涌現了一些民俗學會或民間文學研究團體,它們自辦刊物,或在報紙上開設副刊、專欄,在搜集、記載民間文學作品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三)擴布時期(一九三〇—一九三六)

  一九二八年秋,鍾敬文到杭州,在國立浙江大學文理學院任教,他和同仁們在這裏積極開展民俗學活動。一九三〇年夏,鍾敬文、婁子匡、錢南揚、江紹原等發起,聯合南京、汕頭、福州、厦門、漳州、徽州、寧波、杭州等地的民俗團體,創立了杭州中國民俗學會,大力搜集、研究各地各民族的傳説、故事、歌謡、諺語等民間文學作品以及風俗習慣。從此,杭州成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民俗學活動的中心。杭州的民俗學者們在創辦民俗學出版物方面很活躍,並有顯著成績。一九二九年五月,鍾敬文、錢南揚、婁子匡等在《民國日報》創辦副刊《民俗》週刊,出到六十期時休刊,後來又復刊;一九三〇年五月開始,婁子匡個人在寧波鄞縣以“民俗學會”的名義出版了《民俗旬刊》五册、《歌謡謎語故事週刊》十幾期、叢書《寧波歌謡》一輯。一九三一年,他們在《南京民報》創辦《民俗》附刊。一九三一年七月,鍾敬文、婁子匡主持將南京《開展月刊》第十期、十一期合刊出了民俗學專號;到一九三二年八月出版署有“中國民俗學會發行”的《民俗學集鎸》第二輯,而把此前的專號算中國民俗學會主辦的《民俗學集鎸》第一輯。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國民俗學會將紹興原有的《民間》刊物,改爲學會的月刊,由陶茂康、鍾敬文、婁子匡編輯,到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第十、十一期合刊爲止。此外,他們還在一些刊物、報紙上開辦民間文藝或民俗學方面的專號、專欄,共出版了民俗學叢書二十六種。

  在此期間,其他一些地方,特别是南方的一些城市和北京的民俗學者們也開展了許多活動,有些城市還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分會。一九三五年,北京大學歌謡研究會恢復,聘請胡適、魏建功、顧頡剛等人爲歌謡研究會委員。一九三五年五月,胡適、周作人、顧頡剛等在北平發起組建了風謡學會。一九三六年四月《歌謡》週刊在胡適支持下復刊,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共出版了五十三期。

  (四)調整與轉折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在全面抗日戰争時期,敵占區的民俗學調查與研究基本停頓了。而在國統區和解放區,民俗學的調查、研究仍有進展,並出現了新局面。抗戰時期,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高等學校遷到雲南、貴州、四川一帶,造成學者雲集西南的局面,使這裏的學術氣氛活躍起來。學者們在西南地區進行了較多的風俗調查。在華北的高等學校向後方撤離、步行約兩個月的行程中,聞一多就帶領幾個學生沿途調查民間習俗和歌謡等,後來在昆明由他的學生劉兆吉整理出版,名爲《西南采風録》。一些學者在雲南、貴州等地進行了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語言、風俗等的調查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績。解放區則出現了嶄新的局面。中國共産黨的文藝政策重視文學對革命工作的宣傳、促進作用,工作人員注意搜集、運用底層民衆中流傳的歌謡、故事等來發動群衆或鼓舞革命鬥志。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主要是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工作者要向工農兵學習,並且明確提出文藝工作者要喜愛工農兵的“萌芽狀態的文藝(壁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這使民間文藝工作受到空前的重視,也促使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大規模地展開,比如在晋綏根據地,政府就曾發動鄉村幹部、小學教師等廣泛搜集民間文學作品,在《晋綏大衆報》登載。雖然主要不是出于學術研究的目的,但是當時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多遵循較嚴格的原則,並有一定成績。何其芳在《從搜集到寫定》一文中説:“根本的是要有一種尊重老百姓的態度”,“要有一種尊敬老師與耐心向學的精神,對于他們的作品也要尊重”。這説明當時搜集者與民衆的關係發生了一定變化,不再是純粹的調查者與被調查者的關係,而是帶有一定程度的學習者與老師的關係。何其芳還説明了調查時要忠實記録的原則:“首先要忠實地記録”,“在寫定民歌時,字句不應隨便改動增删”。

  其時,搜集整理的代表性成果有何其芳等人編的《陝北民歌選》、李季編的《順天游》、苗培時輯録的《歌謡叢集》等民歌集,東北合江的魯藝文工團編輯的《民間故事》以及馬烽、束爲等搜集整理的民間故事集等。由于提倡作家要向大衆學習,解放區的作家文學受民間文學的影響很大。一九四五年,由賀敬之、丁毅執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集體創作的五幕歌劇《白毛女》就是以民間傳説爲藍本的。他們所依據的,是同年西北戰地服務團從晋察冀前方帶回延安的四十年代初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帶“白毛仙姑”傳説的記録本。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他們又在演出多場後,根據群衆的意見對劇本作了重要的修改。該劇在配樂上主要采取北方民間音樂的曲調,並且在唱腔上成功藉用了民歌的調子:用河北民歌《青陽傳》的歡快曲調譜寫了“北風吹,雪花飄”一段膾炙人口的唱腔,來表現喜兒的天真和期待;用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調來表現喜兒在黄家受黄母欺壓時的怨苦之情;用高亢激越的山西梆子音樂表現喜兒的不屈不撓和復仇的渴望;用深沉、低昂的山西民歌《揀麥根》的曲調來塑造楊白勞的音樂形象。後來該劇又改編成電影、舞劇、京劇等形式,在全國産生了很大影響。趙樹理的小説創作、李季的詩歌創作也是成功學習和藉鑒民間文學藝術形式的典型。

  以上是對我國現代民俗學發展史的概略介紹,讀者如果需要對這段歷史做更多瞭解,可閲讀這方面的專門著作,如王文寶《中國民俗學發展史》(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趙世瑜《眼光嚮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一九一八—一九三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張紫晨《中國民俗學史》(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等。

  二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發展,爲我們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獻資料,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雖然有一部分重要著述和雜志得到了再版,然而全方位的整理和系統的開發利用尚付之闕如。

  有鑒于此,我們策劃出版了這套《近代中國民俗資料彙編》,首批出版文獻共有二百餘種,除了有兩種印行于一七九九年和一八九九年,其餘皆印行于二十世紀初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時間正是我國現代民俗學醖釀、開創、奠基和初步發展的時期。這些著述可以説是這一時期我國現代民俗學創立和運行的産物,是與這段民俗學史密不可分的。下面對這套叢書做一個簡要介紹。這套叢書可分爲四大類:民俗學刊物、民俗學研究著作、民俗記述著作、民間文學作品集。

  (一)民俗學刊物在這套叢書中,民俗學刊物有北京大學歌謡研究會主辦的《歌謡》週刊,已將該刊物全部收録在内。這套雜志是中國現代民俗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獻。它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創刊,開始作爲北京大學《日刊》的附張來印發,從第二十五期開始脱離《日刊》獨立印行。直到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併入《國學門週刊》而停刊,至此可稱爲《歌謡》週刊前期,共出版九十七期及週年增刊一册。一九三六年四月,在胡適主持下,北大歌謡研究會恢復,並由顧頡剛發起成立了“風謡學會”,《歌謡》週刊復刊,出版了第二卷四十期,第三卷十三期,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而停刊。《歌謡》週刊後期共印行五十三册。本叢書收録其前後期全部期數,實屬難得。另有董作賓、鍾敬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中山大學創辦的《民間文藝》週刊十二期,也是該刊的全部。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民間文藝》週刊改刊並更名爲《民俗週刊》。叢書收録了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福州分會編的《民俗週刊》(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七期。收録鍾敬文、婁子匡在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時期編輯、先後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出版的《民俗學集鎸》二輯,是該刊的全部。收録廣州萬人書店主辦並發行的《民俗月刊》第一期(一九三一)。收録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研究所一九三一年創辦的《禮俗》半月刊共九期,這也是該刊物的全部期數。收録婁子匡一九三七年創辦的《孟姜女》月刊四期,該刊共出版五期,這裏缺少第四期。

  (二)民俗學研究著作叢書收録民俗學研究著作,可分爲三個小類。一、總體性理論研究著作,包括C.S.Burne著《民俗學問題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一九二八),馬林諾夫斯基著《蠻族社會之犯罪與風俗》(華通書局,一九三〇),瑞愛德等著《現代英吉利謡俗及謡俗學》(中華書局,一九三二),林佛慈編著《移風易俗(國民道德)》(正中書局,一九三六),亢真元、梁上燕著《改良風俗的實施》(民團週刊社,一九三八),M.R.Cox著《民俗學淺説》(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八),林惠祥著《民俗學》(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八)等。二、民俗史著作。包括張亮采著《中國風俗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黄華節、華君著《婦女風俗史話》(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賈伸著《中華婦女纏足考》(北京慈祥工廠,一九二五)、尚秉和著《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等。三、各門類民俗研究著作,包括禮儀類、民間文學類、民間信仰類、歲時節令類、衣食住行類。如吴景新著《中國禮俗》(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楊樹達著《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胡懷琛編纂《中國民歌研究》(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范縯編著《民間謡俗與民衆教育》(新益書莊,一九九三九)、顧頡剛編著《妙峰山》(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一九二八)、父親節推行委員會編《父親節紀念册》(改造出版社,一九四八)、沈德鴻編纂《衣食住》(第二册,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等。

  (三)民俗記述著作民俗記述著作指記述或介紹全國、某地及國外民俗的文獻,又可分爲四小類:民俗介紹、調查報告、外國人看中國民俗、中國人看外國民俗。

  一、民俗介紹著作。有的介紹全國習俗,如雙黛館主編《全國風俗大觀》(新華書店,一九二二)、徐德春編《我國各地的風俗》(中華書局,一九三五)、張宗麟著《中國各地的風俗》(上下册,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等;更多的作品介紹一地的習俗,如李家瑞編纂《北平風俗類徵》(上下册,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范祖述著《杭俗遺風》(六藝書局,一九二八)、周振鶴著《蘇州風俗》(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一九二八)、蔡衡溪著《淮陽鄉村風土記》(一九三四)、張育曾等編輯《山東政俗視察記》(上下卷,一九三四)等。

  二、調查報告。如衛慧林著《酆都宗教習俗調查》(四川鄉村建設學院研究實驗部,民國間鉛印本),楊森編著《貴州邊胞風習寫真》(貴州省政府邊胞文化研究會,一九四七),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編輯《山東廟會調查》(山東民衆教育館,一九三三),林用中、章松壽著《老東岳廟會調查報告》(浙江省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一九三六),王宜昌等編《北平廟會調查報告》等。

  三、外國人看中國民俗。叢書收録了九部日本學者記述中國民俗的志書:《中國風俗的話》(一九二七)、《滿漢禮俗》(一九三五)、《中國民俗的展望》(一九三六)、《戰後中國的習俗》(一九三七)、《中國街頭風俗集》(一九三九)、《中國民俗志》(第二卷,一九四一)、《中國民俗志》(第六卷,一九四二)、《中國的風俗食品》(一九四二)、《北清正教風土記》(一九〇七)、《北京風俗問答》(一九二八)等。

  這些著作皆在日本印行,使用“昭和”或“明治”等日本年號,以异國學者眼光觀察、記述我國民俗的著作以前没在國内印行過,具有一定的學術藉鑒價值。衹是其原版書名中皆有“支那”二字,此次出版統一替换爲“中國”二字。“支那”一詞本來没有貶義。它最早來自印度梵語的“Cina”(使用羅馬字母撰寫),是古代印度人對中國的稱謂,是“秦”的音譯。後來中國高僧翻譯梵文佛經,就把這個詞翻譯成“支那”或“至那”。唐朝時日本僧人來中國學習佛經,就把“支那”這個詞帶回了日本。當時日本佛教界有些人爲了顯示自己的博學和虔誠纔使用“支那”一詞來稱呼中國,所以那時日本人説的“支那”帶有尊崇之意。明治維新以前,日本一般稱呼中國爲“漢(土)”“唐(土)”“中國”“中土”。這些稱呼是帶有褒義的。因爲世人皆知,漢唐乃盛世,四夷賓服;“中國”則帶有“四夷之中”的意思。但到了甲午戰争清政府戰敗之後,日本人對中國没有了敬仰之心,一些軍國主義著作中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時帶有戰勝者對戰敗者的輕蔑之意,逐漸地就使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詞帶上了“懦弱卑下”的貶義,並成爲在日本流行的稱謂。一九三〇年,國民政府曾表示:今後凡帶有“支那”一詞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侵華戰争中,日本人一直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日本戰敗後,同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確認“支那”含有輕蔑之意,責令日本外務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此後“支那”一詞開始從日本的正式公文、教科書和媒體中消失,而其民間右翼分子仍然使用該詞。儘管原來書名帶有該詞,但這些文獻作爲學術資料再版,仍具有顯著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參考價值。

  三、中國人看外國民俗。包括東方雜志社編纂《世界風俗談》(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三)、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世界人種風俗大觀》(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民國間鉛印本)、胡仲持輯譯《世界性的風俗譚》(光華書局,一九二七)、南支派遣軍報導部編《中日習俗之差异》(南支派遣軍報導部,民國間鉛印本)。(四)民間文學作品集叢書收録民間文學作品集。其中神話集,如陳雪清、陳壽朋編《中國神話集》(兒童書局,一九三一),嚴大椿編輯《民間神話》(國光書店,一九四九)等。傳説集,如緑荷編著《民間傳説》(大衆書局,一九三三)、洪仁平編《嶺東民間傳説》(第一集,開明出版部,一九三〇)、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編輯股編《山東民間傳説》(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一九三三)、蕭漢編輯《揚州的傳説》(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一九二八)等。歌謡集,如朱一鶚述《歌謡俗諺彙編》(榆林中學校圖書館,一九二六),吴啓瑞等編輯《歌謡》(中華書局,一九二四),朱雨尊編輯《民間歌謡全集》(世界書局,一九三三),李春蘭編《蔣管區民謡集》(冀魯豫書店,一九四七),林宗禮、錢佐元編《江蘇歌謡集》(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研究實驗部,一九三三),張玉芝編著《山東省漁民歌謡集解》(山東水産學會,一九四七)等。諺語集,如牛樹海、雪樵原編《童叟古諺》(上海善書流通處,一九二四),朱雨尊編輯《民間諺語全集》(普益書局,一九三三),翁胡雲翹編《滬諺外編》(國光書局,民國間鉛印本)等。

  

  二十世紀上半葉,民俗學作爲一門新興學科,幾十年間的社會影響和學術成績引人矚目。它在興起的時候在新文化運動中占有特殊位置,使其具有了一般學科所没有的重要性。新文化運動一方面宣導以民主、科學爲核心的西方先進文化,一方面肯定和吸收民間文化中的進步成分,搜集和宣揚民間文藝,從而促成民間文藝學、民俗學的誕生。對此,鍾敬文先生説:“在‘五四’這個非常時期,那些青壯年的學者們的活動對象,正像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一樣,有著内、外向兩個方面。内向的,主要是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問題,外向的是對待外國文化問題。在對待固有傳統文化這方面,大體上又可分爲否定的、破壞的方面,和肯定的或積極地對待的方面。前者如嚴厲批判專制制度,封建倫理和正統文藝等;後者如熱情扶植民衆口頭活語言,贊揚口承文學及優秀傳統通俗小説、戲曲等。

  多年來,我國學術界關于‘五四’時期新文化活動對待傳統文化的注意和評論多側重在前一方面,即對于舊制度、舊倫理和舊文藝等的批判上。對于後者則很少或較少涉及。更不必説,把當時學者們對大衆語言、口承文藝、通俗小説、民間風尚的見解、評價聯成一個整體加以論述、評價了。這不管由于什麽原因,現在看來,是應該彌補的一個缺陷。衹有這樣做,纔可能使人們對這個近代偉大的文化史的理解更爲全面,更爲豐富和深刻。”(《“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起——呈獻于顧頡剛、董作賓諸故人之靈》,寫於一九八九。見《鍾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

  因而,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胡適、周作人等都積極宣導和參與歌謡學運動,提倡和研究民間文藝、民俗文化,顧頡剛、蔡元培、劉半農、朱自清、茅盾等學術大家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民俗學研究中來,並出現了鍾敬文、容肇祖、婁子匡、江紹原、黄石、錢南揚等著名民俗學家。其時民俗學吸引了諸多學科學者的參與,文學、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一些著名學者都參加了相關活動或有民俗學成果。這些學者們的學術功底扎實,視野開闊,不僅諳熟中國傳統文化、國學功底深厚,而且積極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文化和學術成果。民間文學、民俗文化的調查、搜集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多方面的因素造就了這段時期民間文藝學、民俗學的豐碩成果,使這一時期的民俗學文獻具有思想史、學術史、社會史等多方面的重要參考價值。

  本書所收録的民俗學文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段時期的民俗學活動和研究的重要成績,但也衹是其中一部分,還有很多重要文獻没有納入進來。本書選録原則注重文獻的珍稀性,這一時期的許多代表性成果近年來已得到再版,不難找到,故不予收録。還有許多成果有待篩選和挖掘,有待以後整理出版。本書采取原版影印形式,以儘可能多地展現其原版風貌和史料價值。本書在編選和出版過程中,復旦大學的鄭土有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施愛東研究員對文獻選目提出了寶貴的建議,上海友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樊良永先生在資料搜集和整理出版方面貢獻頗多,在此表示誠摯的感謝。本書的選録和整理工作肯定還存在許多缺憾和不足,懇請各方面專家批評指正和提出建議,以有利于後續工作的改進和提升。在本書出版之際,筆者贅言若干,聊充爲序,以就教于方家,也藉此向著述這些文獻的我國早期民俗學前輩致敬。

  黄濤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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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史徵会”2022-07-22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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