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被讹”事件多发生在城市里，典型的情况是某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或突发疾病，别人对他实施帮助反而被讹诈。这些事件无一例外地都发生在公共场所，比如在热闹的街上或者在治疗受伤者的医院里。大多数情况下，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争执都有他人可以作证。媒体报道的讹诈事件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城市。我访谈的案例中有两例发生在县城，但是在农村中没有发现关于这类事件的报道。

在26个案例中，只有两例发生在晚上，这说明好心人更愿意在白天帮助身处困境的陌生人，白天相对来说更安全些。访谈对象中将近90%的人声称，在晚上他们不会帮助一个躺在街上的人。在一个个人博客中，作者回忆说，在一个阴冷的秋夜，由于害怕被讹诈，他最终从一个躺在街上的醉汉身边走开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那个人就死在了那儿（A Jing 2007）。

在两个发生在夜晚的案例中，其中一例中的好心人是一位画家，他在驱车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烂醉的人躺在路中间。因为害怕被讹诈，到底要不要帮助这个人，他先在心里跟自己斗争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决定做这件好事，因为他发现另一个年轻人可以担当证人。他俩一起向当地警察局交了一份书面声明（Cui 2007）。第二个案例中的好心人，当他发觉那个受伤者企图让他对伤害负责的时候，他没有帮助受伤者而是离开了现场。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说：“我很幸运，没人看见我们，所以我得以脱身。如果旁边有人，即便那个老太太讹诈我，我也很难脱身。”[③]

大多数施助者是年轻或中年男性，也有一些年轻女性，包括两个女青少年。从案例中可以获得很多背景信息，大多数施助者属于城市中产阶级，包括教师、商人或白领人士，还有出租车司机或学生。受伤的人却更加具有同质性：除了三位是中年妇女，其余的都是老人，绝大多数是女性，具体地说，26个案例中有20位受助者是女性。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更倾向于责怪帮助她们的人并向施助者索取经济赔偿呢？一般而言，老年人和孩子是弱势群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在公共场所，当他们身陷困境时，很容易得到路过的陌生人的帮助。此外，在公共场所，老人和妇女被视为较少有攻击性和更值得信任，因此更容易获得旁观者的同情和帮助。

在“做好事被讹”的戏剧性事件中，旁观者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在中国社会，人们对发生在街头或其它公共场所的非常规事件很好奇；尤其当别人对街头事件关注时，他们的好奇心就更加高涨了。经常是人们会很快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中文称做“围观”。有围观者在场，老年人讹诈施助者对其所受的伤害负责，他们通常情况下会占上风，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他们被视为弱者和弱势的一方，能赢得旁观者的同情，而这恰恰增加了施助者的风险；第二，他们也可能借助面子策略向施助者施加压力。例如，他们往往哭喊着很疼或做些其它的事情使施助者尴尬（关于面子，参见Hwang 1987）。在两人面对面的互动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被看作有较大的面子，更怕丢面子；而社会地位较低的一方不怕丢面子，因此更具有攻击性（Hu 1944）。这样的情况下，讹诈更容易发生。

旁观者不愿卷入纠纷，很少有人愿意出来作证，这也增加了讹诈成功的机会。在一个案例中，被讹诈之后，施助者返回到他助人的街口，想找一个证人，因为他在那儿当着一群围观者的面帮助了受伤的老年妇女。当时，有20多位附近的居民目睹了整个事件过程，当他打算把受伤者送往医院时，还有人提供了水和毛巾。然而，包括后来接受记者访问的店主在内，这些围观的人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作证。有人愿意私下里告诉记者，说施助者是无辜的，也有人埋怨施助者当初若不去帮忙的话，也不会惹来这么多麻烦（Xiao 2005）。不过，近几年旁观者不愿卷入事件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很大部分原因是公众对“做好事被讹”事件的愤慨。在几起事件中，旁观者公开指责企图讹诈者，或者向警察提供证据。由于旁观者的积极参与，好心人得到保护，企图讹诈者未能得逞（参见案例Shenghuo bao 2006; She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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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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