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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学良再函傅斯年：“购夷族祖像约计千余元，又夷文典已购得一部分，又访得禄劝一土司珍藏古书书甚多，足可校正流传来之仳谬，唯索价每部约需百余元，预计可购得二三十部，伏乞斟酌情形，速为拨汇四五千元以便商购。”
丁声树先生复函，是以傅斯年的名义，“目录已收到。已另向渝请款四千元作购夷族祖像及写本用;价目需商至最低廉，整批作数，勿单册计算;材料需完整。”他心急火燎，几天后再向傅斯年去一信：“抵达茂连乡夷区，前函此间有一室藏夷文史盛多，时下正与该土司接洽观，以是典为明本，弥足珍贵，最好由所方出一公事，请其低价出售或捐赠。并乞吾师示之所方最多出价若干，又该土司藏关于民俗标本甚多，不知所中有无此项购置费，究应如何，乞速示知。”
马学良与两位毕摩夙兴夜寐，手不释卷，加紧整理出藏楼的藏书目录。在蛛网和尘灰中，过十多天紧张工作，他们终于清理完藏书，并与女土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来藏在土署的籍已有相当部分散落到民间，是一批曾在土署当过毕摩的带出去的。马学良与土司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毕摩大会，动员他们捐献卷。
1943年正月十八，献大会在茂连乡土署中如期举行。各地的毕摩不顾体弱多病，爬山涉水，负携卷，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会。到会毕摩数十人，民众数百计，土司发烟酒，杀猪煮“坨坨肉”，款待客人。
入夜，土司官衙中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客堂内毕摩两排列坐，大门外观者如潮。会上按倮倮惯例，饮酒吟诗，答疑解难，竞才品艺，群情激昂，喜极而泣。
马学良通晓倮语，作歌酬答，侃侃而谈，博得众人好评。这次大会成了当地文化史上的盛会。会上决定，土司出面，召集各地毕摩，举办倮倮学校，培养有识之士，振兴民族文化。
茂连乡办起第一所倮倮学校，一批老毕摩重新登坛讲。马学良则教授边疆史和国际音标。当地人称他为汉人毕摩。一批散落民间的书也源源不断地送至马学良手上。
如在太平盛世，如能假以时日，倮倮文化的中兴或许会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奇迹。正当此时，他收到了傅斯年1943年1月16日的来信：
关于你之留滇事，兹为给兴罗先生明了我办事之困难，不得不详说所中费之困难，而在(民国)三十二年因为费更困难，你必须返所了。实是总办处付不出来，研究所早已欠账累累矣。
几十年后马学良回忆道：
正在我拜师习的过程中，史语所召我回四川，因是费缺乏，难以为继。我将进度情况汇报后，李先生觉得中途停止，十分可惜，便与傅斯年所长商议筹措费。傅先生表示如何怎样困难，也要筹措费，继续调查，傅先生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几架子书卖了作调查费。”令人十分感动。
这批书共有两千多册终于安全运回。解放初，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约请马学良为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这批彝文书编目。这些彝文典，马学良之手共分为九类，包括祭祀、占卜、律历、谱牒、诗文、伦理、历史、神话、译著等。这种分类法成了我国后来彝编目的基础。
物是人非，摩挲着这些典，马学良定会感触良多。
(本文摘自岱峻：《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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