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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学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崛起
严格地讲，中国的医学人类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在真正的意义上兴起。更严格地讲，过去20年才是中国医人类学的发展期。之前的所谓中国医学人类学并没有形成规模，只有个别学者通过介绍性文章倡导中国人类学对医学人类学的重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迹象开始明显，到千禧年后更为如此。而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召开2011年的年度会议之际，年会所举办的15个专题会议就有两个属于医学人类学范畴，共宣读论文二十多篇，而且绝大数以田野发现为依据。另外，2005-2011年期间，仅《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家刊物所登载的医学人类学论文就多达24篇。
毫无疑问，推动中国医学人类学发展的力量不仅限于中国大陆，而且包括港台同仁、外国学者以及大多数时间在海外做研究的大陆学者。这一来自海外的推动力表现在大量翻译著作、但为了清晰地呈现医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和现状，笔者觉得有必要将审视的焦点放在那些主要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的学者群体以及这一群体的研究成果。介绍海外研究的文章、合作研究项目、机构建设或共同发表的期刊论文或论文集之中。
从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判断，中国医学人类学在过去二十多年所取得的成果超越了在同期可以对比的中国医学社会学。北京大学刘继同教授在2008年发表的《中国医学社会学研究30年》一文中指出，“全国性、中国化的医学社会学尚未起步，大量急迫、严峻、重大的社会现实需要与医学社会学边缘、落后、低下研究状况不相适应”。刘继同用“医学社会学”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在1997-2007年期间“有关的文献共计只有103条，其中还包括有关介绍外国医学社会学的文章”（刘继同，2008：137）。相比之下，中国人类学虽然在学者和学生人数上远远少于中国社会学，但在对健康和疾病问题的研究中展现出更大能量，既做到了将重大现实问题与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紧密结合，又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用“医学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健康人类学”等关键词检索，在中国知网可查到二百多篇医学人类学文章。在剔除书评、通讯、翻译文章、会议论文、词条、机构介绍或人物简介之后，一共有107篇属于实质性研究论文。将这107篇文章用四个时段考察，1984-1989年有两篇，属于学科介绍性文章；1990-1999年有21篇，多是讨论理论和方法的文章2000-2009年有54篇，其中27篇包括田野调查发现；2010-2011年有30篇，其中15篇以田野调查为后盾。可见，1990年后，讨论理论和方法的文章明显增多；在2000年后，越来越多的文章以田野调查为依托，而不是做书斋人类学。
在中国知网还可以找到8篇以医学人类学为研究方向的优秀硕士论文，包括《泸沽湖摩梭人民族药物学研究》（杜娟，2006年，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乡村社会的医学多元主义》（杨蓉，2007年，厦门大学）、《维吾尔族医药民俗研究》（吐逊江·买托乎提，2007年，新疆大学）、《湖北武当地区的叫魂习俗》（李智，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地方公共卫生进程的人类学阐释》（王剑利，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管村的医疗场域和惯习》（管志利，2009年，苏州大学）、《云南纳卡村老年慢性疾病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王俊，2010年，云南大学）、《生育中的清与真》（耿雅丽，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在这8篇硕士论文中，《泸沽湖摩梭人民族药物学研究》特别值得关注，原因在于作者将民族药物学与医学人类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属于一篇将自然科学与人类学有机结合的佳作。
虽然数量可能更多，但到目前本人通过中国知网和其他途径查到的医学人类学博士论文一共11篇，包括《从医学人类学和科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压痛诊断方法》（胡卫国，2002年，湖南中医学院），《甘肃戒毒所的调查与研究》（李冬莉，2003年，中央民族大学）、《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乌仁其其格，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贫困、焦虑、艾滋病》（孙咏莉，2007年，中央民族大学）、《滇西高速公路沿线的艾滋病风险》（高一飞，2008年，中山大学）、《生命商品：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原血液市场》（苏春燕，2009年，清华大学）、《生命赠与：中国血液捐赠的个案研究》（余程普，2009年，清华大学）、《医学化与网络成瘾性治疗》（韩俊红，2010年，清华大学）、《行走在边缘：云南城子镇的村医职业变迁》（余晓燕，2010年，清华大学）、《冀南村民患病经历研究》（郇建立，2010年，清华大学）及《乡村回族妇女疾病与健康的人类学研究》（孙金菊，
2011年，兰州大学）。在这11篇博士论文中，《行走在边缘》最具田野志撰写所应有的深度，做到了人类学家张小军所说的“三足鼎立”，即扎实的田野工作与清晰的理论框架和有针对性的方法之紧密结合（张小军，2007：27）。
直到动手撰写这篇文章时，笔者能够找到并拜读过的医学人类学专著共6本，即《云南藏医历史与文化》（张实，2007）、《彝 族医疗保健》（刘 小 幸，2007）、《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吴飞，2009）、《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乌仁其其格，2009）、《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毒品、艾滋病与边疆社会》（沈海梅，2010）及《面对艾滋风险的自律与文化》（刘谦，2010）。在这6本专著中，吴飞的《浮生取义》极为值得推荐。在这部关注农村自杀问题的专著中，作者从死与生入手，从舍命看到取义的内在逻辑，然后在家之礼、人之宜、国之法三个层次对中国文化中的自杀问题加以讨论，对三十多起自杀案例给予了细致的解读并以田野细节之美做出了精湛地分析。
至于教科书，《医学人类学导论》（陈华，1998）、《医学人类学》（席焕久，2004）、《文化与健康：医学人类学实践》（徐一峰，2005）、《医学人类学》（张有春，2011）对初学者来说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对开设医学人类学入门课程起着奠基作用。此类教科书虽然比较清晰地介绍了医学人类学的历史和理论，但还缺乏有深度的案例，难以让学生在细节之中深刻地体会到医学人类学的魅力。这是今后医学人类学教科书编写工作需要弥补之处。
从选题的社会相关性看，两大领域受到高度关注，一是与少数民族紧密相关的健康理念、医疗多元化、民族医学、村医与现代医学的实践以及生态环境与健康的关联（杜娟，2006；吐逊江·买托乎提，2007；耿雅丽，2010；孙金菊，2011；刘小幸，2007；乌仁其其格，2009；王俊，2010；张实，2007；王剑利，2009；余晓燕，2010）。二是与艾滋病相关的风险观念、风险行为、人口流动、高危人群的社会组织、血液买卖、吸毒与戒毒等问题（富晓星，2006；高一飞，2008；景军、郇建立，2010；李冬莉，2003；李飞、庄孔韶，2010；沈海梅，2010；刘谦，2010；孙咏莉，2007；雷亮中、和文臻，2011；张有春、Scott Burris、富晓星，2008；庄孔韶、杨洪林、富晓星，2005；庄孔韶、赵世玲，2008；庄孔韶、赵世玲，2009；兰林友，2010；翁乃群、杜娟、金黎燕、侯红蕊，2004；景军，2004）。到目前，在这两个领域中所发表的论文为最多，高度体现了研究议题的社会相关性。其他相对比较集中研究过的题目包括就医行为、自杀问题、疾病歧视以及临终关怀（管志利，2009；韩俊红，2010；郇建立，2010；李智，2008；吴飞，2009；景军、吴学雅、张杰，2010；景军，2004；刘燕舞，2010，2011；雷亮中，2003；景军，2006；张有春、李晓林，2005）。
从机构建设的角度看，现在有正式名称的医学人类学机构有三家，即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医学人类学与行为健康研究中心以及辽宁医学院人类学研究所下属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室。另外，提供医学人类学课程的院校至少有7个，包括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辽宁医学院人类学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云南省社科院、、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人类学博士后流动站，也先后在医学人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
若以学术带头人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努力而论，陈华和庄孔韶可谓表率。
与其他学者相比，中山大学的陈华教授较早地步入医学人类学领域，在对学科理论方法介绍方面起到了奠基作用。他在1998年出版的《医学人类学导论》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医学人类学教科书，以民族医学、民族精神病学、营养人类学、生命周期等问题为要点，探讨了医学人类学的源流、理论和方法。他于2005年出版的《体育人类学》在谷歌学术搜索网记录的引用率为166次。他在2006年出版的《寻找健康--医学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收录了他自己的４篇论文和他的学生的4篇论文，针对中医、草药疗法、藏医传统、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社会文化因素、乡村卫生保健体系以及农村女性生殖健康等问题给予了相当细致的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则主要在两个领域推动了医学人类学研究。在艾滋病研究中，他从亲属制度和仪式制度入手分析了大凉山彝族对禁毒的态度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剖析了性工作者的组织形态。在庄孔韶的带领下，相当数量的一批青年学者（如富晓星、嘉日姆几、李飞、张有春、雷亮中、赵世玲、和文臻、黄剑波、孙晓舒、刘谦、张庆宁、宋雷鸣）先后进入了艾滋病研究领域（富晓星，2006；嘉日姆几，2007；李飞，2010；张有春，2008；庄孔韶、赵世玲，2008；庄孔韶、赵世玲，2009；雷亮中、和文臻，2011；黄剑波、孙晓舒，2007；刘谦，2010）。另外，庄孔韶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一起从民间信仰、民族文化、宗教情结、生死观念等纬度研究了临终关怀所涵盖的一个双重命题，即医学理念与文化理念在生死问题上的碰撞（庄孔韶，2007；黄剑波、孙晓舒，2007；富晓星、张有春，2007；嘉日姆几，2007；李晋，2007；张庆宁、卞燕，2007）。我们也许还应该提到，庄孔韶在2004年主持拍摄过一部反映大凉山彝族民间禁毒行动的纪录片。这部影片的摄制和播放得到了地方电视台的大力支持，可以视为影视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相互结合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健康促进的典范（庄孔韶、杨洪林、富晓星，2005）。
上述情况揭示，中国医学人类学到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性转型，从早期的学科介绍、学科建设倡导、著作翻译、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迈向了教材编写、课程开设、研究人才培养和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这也就是本文题目中提到的“穿越成年礼”之含义。
若以概要的方式表述，中国医学人类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得益于三个主要推力。第一是对海外研究和著名学者的关注，其中，哈佛大学的凯博文教授当属受到关注最多的海外人类学家，已经有三部翻译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凯博文，2007；2008；2010）。第二是一部分人类学学者在2001年开始主动介入到艾滋病防治项目，对吸毒、卖血、性产业、女性生殖健康等诸多问题给予了系统研究，以艾滋病为切入点的人类学研究起到了一个带动作用，为人类学针对其他疾病的研究铺垫了道路；三是很多人类学家高度重视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医学传统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多样化，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专题研究成果（杜娟，2006；刘小幸，2007；吐逊江·买托乎提，2007；张实，2007；乌仁其其格，2007；刘夏蓓，2007），此类研究以文化相对论为前提，对传统医学和民间疗法采取了理解和充分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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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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